二、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出现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首先觉醒的是知识分子。

上海和东京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为集中的两个地方。1903 年前后，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一个创办刊物、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的热潮，二三年内，出版政治性刊物近 20 种，卢梭《民约论》、

孟德斯鸠《万法精理》以及《法兰西革命史》等书近 50 部。大部分刊物都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认为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奋起自救，才能外御列强，保护利权，挽救中国的危亡。早在 1901 年，个别刊物如《开智录》、

《国民报》等就曾著文指出，清政府既然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那么，“恃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图存”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欲立新国乎？则必自亡旧始”。①唯一的出路在于革命。随后，《游学译编》、《大陆》、

《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童子世界》、《江苏》等倾向革命的刊物陆续出版，上海一家原来偏于保守的报纸《苏报》也转而宣传革命。1903 年拒俄运动发生后，又有一批新的革命报刊如《国民日日报》、《觉民》、《中

②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334 页。

①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第 67、92 页。

国白话报》、《女子世界》等相继问世。原来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这时宗旨更加坚定，立论更加鲜明，文词更加犀利。同时，还出版了一批宣传革命的书籍。民主革命思想迅速传播开来。

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预告了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将蓬勃兴起。这些革命书刊公开向人们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主张，大造革命舆论，有的还分析了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革命领导力量等问题。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一般自认为是“中等社会”的政治代表，负有领导和教育“下等社会”，以打击和破坏“上等社会”的责任；并提出了由“中等社会”的“豪杰之士”组成政党，以领导群众建立共和国的主张。他们所说的“上等社会”指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下等社会”指劳动人民，“中等社会”大致指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把自己当作领导民主革命的“豪杰之士”，要由他们来承担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历史使命。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品中，影响最大的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

1905 年时的革命书刊

章炳麟（1869—1936 年），原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早年曾受改良思想的影响，参与了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后来，他吸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转变政治立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写了《客帝匡谬》一文，检查自己过去主张拥戴清帝的错误，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3 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传诵一时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深刻地批驳康有为的“保皇”主张。他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论点，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把保皇派大肆吹捧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并指责康有为是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才的市侩。他从当时风起云涌的群众反抗斗争中受到鼓舞，认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并相信在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邹容（1885—1905 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留日学生。1903 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那时他还是一个不满 20 岁的青年。他以满腔的热情歌颂革命，歌颂民主，论述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认为革命不仅可以使中国人民摆脱奴隶地位，而且可以使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独立于 20 世纪的新时代。他大力赞扬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恢复人民应当享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口号，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他把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联系起来，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 清王朝，中国人民才能获得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革命军》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风行海内外，各地翻印时或改名《革命先锋》，或改名《图存篇》，或改名《救世真言》，销售逾百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数的第一位，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天华（1875—1905 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他同邹容一样，是留日的青年学生。1903 年，他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

恨，写成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本小册子，以通俗流畅的文字，较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民族灾难作了深刻的揭露，号召广大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改条约，复税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的生存权利而斗争。他认识到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强调要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他驳斥了保皇派打着“爱国”的幌子宣扬保皇的荒谬言论，认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他还指出保皇派所鼓吹的“维新”、“立宪”，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警世钟》、《猛回头》同《革命军》一样，很受读者欢迎，人们争相传诵，成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革命派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还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观念进行了批判。他们驳斥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反动说教，宣称国家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国民”。他们抨击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认为礼教并不是人类“固有之物”，而是“圣人”制订出来的，历代的“独夫民贼”加以利用，作为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们控诉说：“礼之耗人血，消人气，不致死亡不止。”①谴责那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卫道士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革命派在批判封建礼教的过程中，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号召。女革命家秋瑾以其对广大妇女所受痛苦的深切感受指出：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妇女们“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②她把封建社会中宣扬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道德伦理观念，一概斥为“胡说”，号召妇女们起来砸碎封建礼教的锁链。她明确指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获得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要做事，不可寄生；还必须和腐朽的旧社会决裂，投入民主革命的斗争，和男子并肩作战。她大声疾呼：“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①她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惶恐。他们对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尤为忌恨。1903 年 6 月，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所设的工部局，派巡捕到刊登介绍《革命军》文章的《苏报》馆捕人，章炳麟和邹容先后入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清政府要求工部局将章、邹等引渡，解送南京审讯，借兴大狱以镇压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担心这会影响他们在租界内的特权，拒绝引渡。最后由租界会审公廨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后来，邹容因不堪虐待死于狱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政治迫害不但未能制止革命思想的传播，反而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的愤怒。“苏报案”发生后，革命分子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收集在一起，题名《章邹合刊》，各地交相翻印，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① 《权利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第 479 页。

② 《秋瑾集》第 14 页。

① 《秋瑾集》第 130—131 页。

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

1903 年拒俄运动前，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秦毓鎏等组织了一个名为青

年会的小团体，“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②参加者 20 余人。拒俄运动中，青年会成员都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俾便于公开活动。秦毓鎏曾提议改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随后，一部分会员秘密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决定回国进行实际革命活动。暗杀团成员黄兴、龚宝铨分别在长沙、上海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

黄兴（1874—1916 年），原名轸，号廑午，后因进行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少年时期受封建主义的教育，后来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并参与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1902 年初，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转向革命。他先后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工作，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及暗杀团的活动。1903 年夏回国，在长沙的明德、经正等学校担任教员，秘密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湖南革命分子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等20 多人，于 11 月 4 日以庆贺黄兴生日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朝地方官吏的注意，“对外用办矿名义，取名华兴公司，发行华兴票”。①1904 年 2 月 15 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另设同仇会为外围组织，专门联络会党。拥有会众 2 万多人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接受华兴会的领导。黄兴

和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取得了共同意见，决定趁农历十月初十（11 月 16

日）慈禧太后 70 岁生日那天，预埋炸弹于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炸死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五路策动响应。同时，他们还联络外省革命人士，如期配合。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清朝地方官员在各地搜捕革命党人。马福益被捕遇害。黄兴化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

1904 年 6 月（一说 7 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队伍不可”。①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科学补习所曾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后来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科学补习所也受牵连，被迫停止活动。于是，刘敬安等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阅览室——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暗中联络同志，于 1906 年春重新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

1904 年 10 月，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光复会的

酝酿开始于 1903 年冬。当时，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曾两次密商，认为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是进行革命活动的大好机会，应组织革命团体回国发动起义。龚宝铨到上海设立“暗杀团”机关，陶成章回浙江联络各地会党，并和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在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的同时，浙江、安徽起义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 102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① 黄一欧：《黄兴与明德学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2 集，第 134 页。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 55 页。

响应。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四五十人，于 1904 年

10 月在上海组成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章炳麟在狱中与闻其事。后来，光复会在日本成立分会，参加者达数百人。

1904 年前后，各地还先后成立了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如福建的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苏的强国会、江西的自强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