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临时政府北迁后的政局和“二次革命”

南、北统一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但不得不信誓旦旦，表示“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①革命派让出了大总统，但控制着南方数省和临时参议院，企图以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搞专制独裁。1912 年 3 月，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第一届内阁。唐绍仪在清末是深得袁世凯信任的官僚，这时加入了同盟会，以“调和南北”

自居。唐内阁的要害部门受袁世凯控制，如陆军总长一职，袁世凯便坚决不肯交给黄兴，而由他的亲信段祺瑞充任；但宋教仁等四个同盟会员也分到了农林、工商、司法、教育等四个部门，连同唐绍仪在内的十个阁员中，同盟会员占半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4 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袁世凯感到不能指挥如意、独断专行，在 6 月间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而发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责任内阁制” 遭到破坏，唐绍仪及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被迫辞职，改良派的两个阁员也不安于位而辞退。

唐内阁倒台，宋教仁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订宪法，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孙中山对政治抱悲观情绪，希望袁世凯维持一个小康局面，自己则从事交通、实业建设，为民国谋长远的利益。黄兴在 1912

年 6 月间主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对政治也抱消极态度。李烈钧、胡汉民等“地方实力派”主张地方自治，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盘，不大过问全国的形蛰与斗争。“激烈分子”如戴天仇（季陶）、何海鸣等不信任袁世凯，不断揭露、责骂，甚至鼓吹用武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既无组织，又无核心，不能左右政局。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1912 年8 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而由自己代理。国民党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22 页；《袁大总统文牍类编》第 2 页。

的革命精神比同盟会大为减退，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时期的“男女平等”主张，并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 改为“维持国际和平”，但由于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参加，声势浩大，在临时参议院中占多数，成为第一大党。和国民党并立的还有以两湖、江浙的原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些党派知道自己还没有组阁的希望，便主张“超然内阁”，向袁世凯靠拢，但也要求分享政权。

袁世凯提名无党派而“驯顺如羊”的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但当陆徵祥向临时参议院补提六个国务员时，全部遭到否决。袁世凯指使反动军警通电、通函、召开会议，痛骂参议院，甚至叫嚷要用武力解散。陆徵祥再次提出六个国务员名单时，参议院在压力下被迫通过了五人，但随即提出弹劾陆徵祥失职案。陆徵祥从此称病住进医院，由袁世凯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总理。为了稳定政局，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会谈，尊二人为“革命元

勋”，“百般地曲意相从”，特授孙中山“筹划铁路全权”。孙、黄都落入圈套，对袁世凯表示信任。黄兴代为疏通，使参议院通过赵秉钩为国务总理，并把赵秉钧及其他六个阁员拉入国民党。赵内阁号称“国民党内阁”，实际上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从 1912 年 12 月到 1913 年 2 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竞选，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为了实现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抱负，宋教仁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游说，宣布政见，力图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他还拟订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准备在他当政时施行。

清朝的覆没，帝制的废除，民国的成立，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济上，扭转了革命前民族工商业的萧条局面，出现了振兴实业、提倡国货的热潮。各种实业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以及西北（河南、山西、陕西）、安徽、苏州、镇江等地方实业协会纷纷成立，号召乘共和政体成立的“运会”，实行产业革命以建设新中国。工矿企业，特别是中小资本和工场手工业迅速增加，“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

①清朝专制政体设置的若干禁锢的解除，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

力。政治上，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言论、结社是自由的。“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1913 年 7 月前“统计全国达五百家”。②许多报纸以监督政府为己任，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乃至公开斥责大总统。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912 年 10

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团体就有 85 个，包括政治团体 22 个。③众多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临时参议院的存在，第一属国会的选举和成立，表明议会民主制仍然是革命派以及改良派努力争取的目标。议员中的大多数为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也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基本上保持着。文化上，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得到发展。1912 年大中小学学生总数超过 1911 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增加得更多。由于“社会对政治兴味非常亢进”，政法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849 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181 页。

③ 《远生遗著》卷 2，第 24 页。

学校和大学法科学生猛增，“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①各种学术思想可以自由讨论，所有这一切，表明形势还大有可为。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力图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重新掌握政权。有人推测，国会正式选举大总统时，袁世凯未必能够当选。但是，宋教仁等幼稚天真，忽视了北洋军阀手中的武力。

袁世凯决心用铁血手段扑灭民主势力。1913 年 3 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车站遭暴徒枪击，伤重逝世。袁世凯听到宋教江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电令江苏地方官吏“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然而，“穷究”的结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凯自己，而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宋案”真相公布，全国哗然。孙中山从迷误中猛醒，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许多革命党人对武装讨袁没有信心，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

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已积极准备进行武力镇压。为了筹集反革命战争经费，4 月 26 日，他指派赵秉钩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把交涉经年未定的 2500 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的合同签订下

来。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袁世凯实际能拿到手的不过 760 万英镑，

而规定 47 年还清的本利为 6785 万英镑。尽管条件如此苛刻，袁世凯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不交国会审议，悍然签订了大借款合同。

“善后大借款”遭到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反对。他们表示未经国会同意，此项借款为不合法，不能予以承认。袁世凯立即指使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以粱启超为实际主持人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同时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电斥责国会反对借款为“不顾大体，无理取闹”，在国会内外向国民党议员施加压力，把“法律倒袁”的微弱呼声压了下去。

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凶相毕露。他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无耻标榜自己是“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扬言“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①6 月间，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钩、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并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

国民党人被迫应战。他们一开始就不能统一行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7 月 12 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黄兴迫于形势，也在南京逼使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二次革命”。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江西方面，湖口的讨袁军遭到了北洋军的水陆夹攻，于 7 月 25 日败退。8 月 18 日，北洋军攻陷南昌，占领江西。南京方面，由

于部分讨袁军被袁世凯用金钱收买，发生内变，被迫退守临淮关。黄兴于 7

月 29 日潜离南京，程德全便宣布取消讨袁。9 月 1 日，袁军张勋部占领南京。

上海的陈其美等在 8 月 13 日弃吴淞炮台而去。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军所逐。接着，其他各地相继取消独立。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加以“乱党”名目，

①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 369 页。

① 《上海时报》，1913 年 5 月 24 日。

严令通缉。他们被迫再次逃亡海外。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辛亥

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结束帝制的伟大胜利，从而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