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残破的农村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

进入 20 世纪，中国广大农村仍然是封建统治下的小农经济，大部分土地

掌握在地主手中。据 1911 年的调查，在主要农业省份，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都是缺地少地的佃户和半佃户，为了租种地主的土地，农民需要把收成的半数以上奉献给地主。军阀、官僚、地主、富商、高利贷者大肆兼并土地，他们所占的土地面积，往往达数千亩、数万亩乃至数十万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城市附近，地租的形式有从分成租向定额租、从实物向货币发展的趋势，表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些松动。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地租的剥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敲骨吸髓的地步。例如，江苏震泽县“田每亩得二十（斗）粟已庆大有，其代价不过六七元，除去肥料人工，所余几何？乃收租竟至五六元，少亦须五元，是以冬期农民只可罗掘以应，不足则卖妻鬻予以偿”。① 不断增加的外债、新捐，最后又都落在农民身上。仅庚子赔款一项，从 1902

年起，每年必须支付 1800 多万两，头三年另加赔款缓期半年的利息 300 多万两。户部把赔款额摊派给各省。建议各省试办“房间捐输”、“按粮捐输”、地丁收钱提盈余、盐斤加价再加价以及增抽厘捐等办法，并声明如果上述办法“窒碍难行”，各省还可以“因时制宜”，“另行筹措”，只要求“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解”。②于是，各省的田赋、粮捐、房捐、卖税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迅速增加，各级地方官吏又乘机贪污中饱。1904 年，清廷曾公开承认：“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其中官吏之抑勒，差役之骚扰，劣绅讼棍之播弄，皆在所不免。”

③1909 年，御史胡思敬奏称：“业之至秽至贱者灰粪有捐，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饮食之物，莫不有捐”；农民负担“漕粮、地丁、耗羡之外，有粮捐，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而七八捐”，因而“力不能胜，弃田潜逃者比比也”。④

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残酷压榨，是造成农村经济残破的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以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残酷盘剥。外国商品的大量涌入，特别是洋纱洋布的倾销，使广大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剥夺了农民藉以勉强维持穷苦生活的手段。同时，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破坏，农产品日渐商品化，农村经济被卷入了商品市场，加速了广大农民的破产。据直隶省景县的调查材料，1880 年一斗小麦可换得十五尺洋布，至 1910 年便只能换得九尺二寸，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利用农民的贫困，农产品压价收购，低价预买，使农民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例如，1910 年秋收后，湖南华容德兹口、南州三

①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287 页。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 4 册，总第 4725—4726 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总第 5251 页。

④ 胡思敬：《极陈民情困苦请撙节财用禁止私捐疏》，《退庐疏稿》卷 1。

仙湖一带谷价大贱，“每谷一石，仅售钱九百文”，合银只四钱五分，农民为生活、债务所逼迫，不得不忍痛山售，“大耗血货，有多数因之破产荡家，无复再能业农者”。①由于商业资本的控制操纵，粮价暴涨暴跌，农民越来越严重地遭受商业高利贷资本在市场的投机盘剥，这种盘剥又和封建性质的地租、高利贷剥削联系在一起，使广大农民陷入了绝境。据 1906 年《盛京时报》记者报道：“向四乡农民询及今年丰歉何如，莫不痛心疾首曰：‘无论丰歉何如，嗣后种地皆须赔死。’”②

亿万农民的赤贫化，不能不引起农业生产的衰退。农民们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终日不得一饱，自然不可能改善生产经营。通常的农具仍然是世代相传的犁、耙、锄，镰，而且由于农民贫困已极，无力畜牛，只得以人代牛耕作，肥料缺乏，只得坐视土地日益浇薄，因而产量递减，生产衰退。加上连年不断严重灾荒，更使得农村经济趋于崩溃的状态。1905 年前后，全国每年受灾地区平均达三四百州县。灾区如此广泛，灾情又极其严重。1906 年的报纸报道：“今年中国饥馑之状，实为从来所未有。⋯⋯灾荒之广泛，约八百平方英里，被灾民数有一千五百万之多。”①1910 至 1911 年间，长江流域六省同遭水灾，“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②湖南饥民卖女，价仅 2000 文。皖北一带，往往数十里内炊烟断绝。

在农村经济残破的背景中，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艰难地向前发展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 1895 至 1893 年一度出现兴办高潮后，经过几年的

回落、徘徊，从 1904 年起开始回升，1905 至 1908 年出现了又一次高潮。四

年间，新设资本万元以上厂矿 238 家，资本额 6121.9 万元，较上次高潮增长

三倍以上。1909、1910 年发展势头减弱，但还是有所增长。总计 1901 至 1911

年间，新设厂矿达 386 家，资本额 8.8348 亿元，十年间超过前此三十年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③

商办民用企业的突飞猛进是这时期的特色。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兴办的军工企业这期间大部靠常年拨款维持生产，很少增资扩建，唯一新设的北洋机器局是在天津机器局被烧毁后兴办的。由于经费困难，出现了“招商承办” 的呼声，个别局厂由“军工”转“民用”而改归商办。例如，江南制造总局在 1905 年将船坞和相关机器部门析出，承揽修造各商轮船，“变为纯粹商业机构”。①洋务运动时期占当时民用企业资本总额 78％的“官办”、“官督商办”厂矿，这期间发生了不少变化：有的停办，如兰州织呢局、漠河金矿，有的因债务而受外国资本控制，如开平煤矿、湖北铁政局；有的招商承办，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纺织四局；继续维持的也失去了原来的垄断地位，如上海轮船招商局。新设的“官办”、“官商合办”厂矿资本所占比重下降

① 《帝国日报》，宣统二年十月十日。

② 《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①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② 陈雨人：《陈侍御奏稿》卷 1，第 37 页。

③ 参考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93 页，表 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649、657 页。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上册，第 460—463 页。

到民用企业资本总额的 27.1％，商办企业则占 72.9％，处于绝对优势。民族资本向城市公用事业方面发展，是这时期出现的新动向。据统计，1901 至 1911

年间，各地自办水、电厂共计 36 家，资本额 1900 多万元，其中商办 31 家，

资本额 11500 多万元。在收回利权运动推动下，采矿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01

至 1911 年间，开办矿冶企业 55 家，资本额 1600 多万元，其中商办 26 家，

资本额 700 多万元。纺织、食品方面，仍是民族资本的主要投向。1901 至 1911

年间设立的纺织厂共 85 家，资本额 400 多万元；食品厂共 95 家，资本额 1300 多万元，除少数几家官、商合办外，几乎全是商办的。此外，卷烟、造纸、火柴、玻璃等轻工业，都有一些发展。

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某些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经济力量发展较快，社会地位也显著提高。出身于大商人、买办的，往往乞求外国资本的“援助”，或者把自己的企业在国外注册，或者吸收一部分外国股份，或者聘请一位外籍经理，借以抵制清政府的压制和征敛。出身于大地主、官僚的，往往勾结官府作奥援，进行封建式垄断，排斥一般工商业者的自由竞争。前者可以祝大椿为代表，后者可以张謇为代表。祝大椿原是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借佣金积累了大量资财，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由于他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借其势力避免地方官的种种勒索，所以营业发展较快，先后投资于航运、面粉、缫丝、纺织、打包等工业，其中源昌碾米厂、怡和源打包公司、公益纱厂都是与外商合办的。本来公益纱厂“纯系华人资本，后为营业起见，利用怡和洋行推广销路，让一部分之股分于英人，改为中英合办”。①祝大椿经营的企业获得发展，显然得益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后来，他充当上海工部局学校、上海商务总会及上海造纸、榨油厂董事、锡金商务分会总理，清廷赏给他花翎、道衔。张謇是甲午（1894 年）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创办大生纱厂，不仅在筹建期间曾借用公款，依靠官兵保护厂房，而且开车以后还依仗清政府的扶植，取得了“二十年中，百里之内，不准别家设立纱厂”的垄断权。1904 年，上海纺织业资本家朱畴拟在崇明增设大有公司，清政府商部竟出面替张春加以阻止；朱畴拟改在海门设立裕泰纺织分厂，又遭到张謇的坚决抵制。由于具有这种垄断地位，张謇经营的大生纱厂获利甚丰。他用纱厂的部分盈余结合招股，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广生油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 20 多个企业，并充当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江苏铁路公司协理、中国图书公司总理、江苏谘议局议长，清廷赏予三品衔和商部头等顾问官，俨然成为“东南实业领袖”。

然而，民族工业的基础仍然是十分脆弱的。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不足。帝国主义的掠夺，使中国民穷财尽，百业萧条。据统计，1903 年，赔款及外债本利为 6800 万元，进出口贸易入超 4.8 亿多元，外商在华企业盈余为 2400 多万元，①仅此三项，中国在一年内便被掠走银元 2 亿以上。1904 年，张謇便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前、上两年每交赔款之时，上海商市大力掣动，拆息之大为从来所未有。推原其故，由于输出之银太多，商市因之窘蹙。屈指赔偿之期未至十一，而上下交困，势已如此。过此以往，何堪设想！”②这种

①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下册，第 1126 页。

①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88 页。

②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 3，第 3 页。

“上下交困”的社会危机和“不堪设想”的惨淡前景，年复一年，情况愈益严重。汪洋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关系也起着阻遏社会资金流向近代企业的作用。土地、高利贷和商业是中国富豪们传统的投资对象，收益大，又较熟悉，因而感到稳妥。为了吸引投资，近代企业在开工之前就往往要付出 8％的固定官利，但仍然低于当时一般在 12％上下，并可高达 30％的市场利率。据统计，1912 年，在农商部登记的全国钱庄和典当业资本为 1.6 亿多元，比全国工业资本（不到 5500 万元）多出两倍有余。也就是说，流向钱庄和典当这两个封建性行业的社会资金便大大超过了工业投资。资金贫乏，不仅使中国的重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且轻工业也是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下，经不起风浪。1905 至 1908 年民族工业的兴盛，是和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等爱国运动的推动分不开的。就扬州织布业的情况来说，因抵制美货运动减少了美国布匹的输入，“扬城内所设之机器手工织布厂，去岁（1906 年）年终已不下四十余处”。③但运动平息后洋布卷土重来，扬州织布业经受不住压力，发生了一片“倒风”，至 1907 年，保存下来的不过十余家，而且都赔累不堪，难以继续维持下去。1908 年以后，由于银根紧迫，控制金融市场的外国银行拒绝给钱庄、银号拆息借款，引发了接二连三的金融风潮，1909 年三起，1910 年八起，1911 年仅上半年便达五起，从而“富商巨肆，倒闭频闻”，市面萧条，百业调敝，整个工商界都处于炭发可危的困境。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都有所加强。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东方杂志》所载，各地成立的商务总会、分会达 46 所。安徽省于 1906 年 10 月成立芜湖商务总会，到 1908 年各埠商

务总会、分会增至 12 所，1911 年增至 33 所。许多重要集镇设有商务分所、商务集议所，此外，还成立了一些专业商会，如茶业商会等。一些重要城市的商会组织，大都掌握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手中。这些上层人物，虽然在根本利益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矛盾，但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具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妥协性很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以便参与政权，保护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反对可能会使自己的百万资财遭受损失的暴力革命。于是，立宪派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人士虽然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比较强烈，但软弱的地位使他们俱怕风险，往往在政治上唯上层人物马首是瞻，成为立宪运动的追随者。民主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③ 《时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