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后十年间的中国社会一、社会经济的变化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鸦片故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资产阶级兴奋得“好像全部发了疯似的”。璞鼎查回国后，告诉英国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①美国总统泰雷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②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运到中国来销售，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之类的商品也大批运进来。据统计，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 年为 90 多万英镑，1843 年增加到 145.6 万多英镑，1845 年竟达 239.4 万多英镑。在英国输华商品中，棉纺织品占有较大的比重，从 1842 年的 70 多万英镑增加到 1845 年的 173 万英镑。与此同时， 美国输华商品也有显著增加。

但是，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倾销商品的情景，并没有像他们所幻想的那样美好。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仍然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像潮水一般涌进来的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广泛的销路。英国下院一个调查中英贸易状况的委员会的报告承认：“近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①

1846 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开始大幅度下降，每年停留在 150 万英镑左右。西方资产阶级又把商品滞销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门户开放不够， 于是他们便叫嚣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鸦片走私仍是西方侵略者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鸦片走私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据英国公布的《1849 年中国各口贸易报告》说：“目前中国每年鸦片销费量约为五万箱，⋯⋯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北方（按：当时英国人称广州以北地方为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五分之三。”②鸦片输入量的激增，进一步激化了中国因白银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矛盾，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不堪。

① 《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 71 页。

②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 1 卷，第 51 页。

① 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585 页。

②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 1 册，第 420 页。

19 世纪 40 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严重的五口通商地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发生解体。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棉纺织品，而中国手工业的最重要的部门也正是纺织业。因此，最早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便是五口通商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在上海及其附近的松江、太仓一带，手工纺织业素称发达，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这里的手工纺织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据时人记载：“松、太利在梭布，较稻田倍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在福建厦门一带，原来这里的商人将漳州、同安的土产棉布运往宁波、上海、天津、辽宁及台湾一带销售，又在宁波等地购买江浙的棉布及其他货物运回厦门销售，生意十分兴隆。但自英国在厦门开市通商后，“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 皆在厦门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②在广州附近，“（顺德县）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佛山）1854 年后⋯⋯纺业停顿”。③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农产品的数量增加很快。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

由 1843 年的 1300 多万斤增加到 1855 年的 8400 万斤；丝的出口从 1843 年的

1000 多包增加到 1855 年的 56000 多包，由于丝、茶等农产品的大量出口， 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浙江的南浔镇辑里丝开始大量出口。湖南、福建的农民开始大量种植茶叶。他们将茶叶“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到通商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卖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①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 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缓慢过程相比较，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主要是五个通商口岸）却于战后迅速畸形繁荣起来，其中以上海发展最快。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交通便利，又距丝、茶产地很近。因此，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战后就开始将经济侵略的重心转向上海。自 50 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贸

易占全国出口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5 年 11 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清政府地方官吏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定一个区域作为英国人居留地。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端。1848 年和 1849 年，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分了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最初，中国政府对租界内行政、司法还保有干预权， 后来外国侵略者逐渐排斥中国的主权，实行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在通商口岸，外国侵略者开设洋行，强划租界，享有治外法权，鸦片贩子、投机商、流氓、骗子等等蜂拥而至，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

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 26。

② 道光二十五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奏，《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

③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1 卷，第 496 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451 页。

的英国人说，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黄金国。⋯⋯ 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 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①

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通商口岸还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华工的罪恶勾当，英国人称之为“苦力贸易”。实际上，它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的奴隶贸易是同样性质的。外国侵略者以拐骗和武装绑架等卑劣手段，掠获华工， 在其胸部烙上印记。他们在运往美洲各地的途中，被锁在狭小而又拥挤的船舱里，死亡率很高，幸存下来的，到国外后被强迫从事繁重的奴隶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从 1845 年在中国出现第一批契约华工起，十年之

中，出口华工达 15 万人以上。自 1850 年以后的二十五年间，猛增到 228 万人。这项灭绝人性的罪恶贸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852 年 11 月， 在人口贩子较为集中的厦门，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掠卖华工的斗争。另外，华工在船上暴动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和收购土货的买办商人，其中有不少是原来在广州的行商和鸦片贩子。40 年代，买办商人的人数还不很多，但他们已经在社会上初露头角。由于他们与外国侵略者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同时他们在经济上又有相当的实力，因此开始受到清朝地方大吏的器重。如上海美商旗昌洋行的买办吴健彰，原是广州同顺行的行商，略谙英语，与外国人交往甚密，五口通商后到上海，出资捐得候补道，1848 年 3 月奉清政府的命令协同上海道咸龄镇压青浦人民的抗英斗争。1851 年，他署理上海道，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牵线人物之一。另一个由广州同孚行出身的买办潘仕成，以白银八万两捐得候补道，后来由两广总督眷英委派帮同广东巡抚黄恩彤办理“夷务”，很受重视。这些情况说明，有些买办商人已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1843 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1845 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

1850 年英人在上海创办《字林西报》；此后。英、美又在上海、厦门接连开办几个船舶修理厂、印刷厂、药房、打包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刚刚出现，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广东人民在战后十年间，对英国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反对英国在广州强行租地的斗争，以及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他们提出了与英国侵略者“不共戴天，誓灭英夷”的豪言壮语，十分痛恨官僚卖国，“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 天实厌之”。①他们认识到：“惜身家亦惜土地”，“保土地即保身家”，② 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侵略者面前，人民群众崇高的爱国思想同

① 莱特著，姚曾廙译：《中国关税沿革史》第 86 页。

①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 76 页。

② 《广州乡民于十三行口晓谕英夷示》，《鸦片战争》第 4 册，第 16 页。

清朝统治者妥协媚外的投降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是农民战争的主要任务。战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肩负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历史进入了民族民主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