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辛酉政变及其以后的政治格局一、辛酉政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1861 年 11 月，清朝宫廷内部发生了政变。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行宫后，于 1861 年 8 月病死，遗诏以年方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继位后，改年号为“祺祥”。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1835—1908 年），由贵妃而尊为皇太后，旋即加“慈禧”徽号。皇后钮祜禄氏（1837—1881 年），被尊为皇太后，加“慈安”徽号。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极强、力图取得实际最高统治权的人物，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恭亲王奕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9 月，奕以吊丧的名义至热河，与慈禧、慈安密议，决定返京以除肃顺等人。议定之后，奕先行回京布置一切。此时，御史董元醇上折，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①这就激化了这场权力斗争。慈禧、慈安特召载垣、端华、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会议，议论董元醇的请求。双方争论极为激烈，载垣等人极力反对“垂帘听政”，要求发下明诏训斥董元醇。相持数日，慈禧迫不得已，才将董元醇的原折和焦祐瀛代拟的严旨发下照抄。但是，她心中对肃顺等人十分愤恨。10 月，载垣、端华、肃顺向慈禧、慈安提出，因差务较繁，请将他们管理的处所酌量改派他人，以作为试探。慈禧、慈安抓住这个时机，顺水推舟，竟解除了他们所掌管的兵权。而兼程赶至热河的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继董元醇之后，又公然上奏折，再次要求慈禧、慈安“垂帘听政”，并声称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发者，奴才先为言之”。①这无疑是对载垣等人的打击。

11 月 1 日，慈禧、慈安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又在奕的暗示下，上奏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同一天，慈禧、慈安即以贾桢等人的奏请为由，接连发出四道上谕，内容是：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享宜，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3 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后，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这便是“辛酉政变”（1861 年农历是辛酉年），或称“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尚未稳固，她需要奕的继续支持， 于是给予许多破格的待遇加以拢络，如将他的长女留养宫中，晋封为固伦公主；赏他在紫禁城内乘用四人轿等等。奕既已 总揽朝廷权，便势倾朝野。他罗致文祥、宝鋆、曹毓英、李棠阶、董恂等人作智囊和助手，培植自己的势力。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91 页。

①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 辑，第 99 页。

在宣布八大臣罪状的那道上谕中，把“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已责，以致失信于各国”，①作为一个重要罪状。肃顺等人与奕虽然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不大驯顺。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慈禧太后和奕的上台，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 也是奕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②1862 年 3 月，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罗素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