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文化的演变

思想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思想文化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19 世纪 70

至 90 年代，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维新思想随之兴起，一些近代教育文化设施相继建立，中国思想文化开始了由古代到近代的明显转换。

（一）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及其特点

随着洋务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一些依附于和积极参与洋务事业的开明的士大夫，日益增加了对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了解，也痛感中国的落后。他们主张更多地向西方国家学习，不但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希望中国能够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这些开明爱国的士大夫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也就是早期的一批维新思想家或维新派。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其代表性著作分别为《弢园文录外编》、《筹洋刍议》、《适可斋纪言纪行》、《盛世危言》。

早期维新思想家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对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有损中国利权的片面对外国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表示愤慨和不满。认为这些规定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并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他们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从而主张中国不但应当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早期维新思想家们在反对外国侵略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他们初步认识到中国的贫弱落后，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果。认人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也应该随之变化。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作了比较，认为前者远比后者进步。王韬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民共主”制度最善；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两党制：马建忠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三

权分立”的政治学说，郑观应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提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主张。他们认为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了解，但是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在当时却起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他们的这些言论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的愿望和要求。

早期维新思想家们对封建顽固派的守旧思想，作了相当尖锐的批判。他们认为在万国竞争、弱肉强食的时代，“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必须进行变革，发愤图强，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潮流。王韬斥责顽固派说：“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①郑观应则谴责顽固派是“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泥古不化”，“甘守固漏以受制于人”的愚昧误国之举。②这些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们，通过他们的言论、著作，在洋务运动后期，掀起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洋务派思想境界的新的社会思潮。

早期维新思想家大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与了洋务活动。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作为洋务思想理论家的姿态出现的，在思想上与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们并无明显的区别。在“求强”、“求富”的指导思想和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等问题上，都同洋务派的主张一致。但是这些思想家们一则对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了解较多，对中国的封闭落后也更感痛切；再则他们的思想比较敏锐，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较快。而随着社会经济和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再不能满足于洋务运动所能容纳的范围了，于是逐渐从洋务派中蜕化出来，并且对洋务运动的某些做法感到不满，进行了批评。比如，他们指出洋务派首领们建立的海军“有南、北、闽、广之殊”，编练的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这种缺乏统一军制和统一指挥的海陆军，不但不能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而且会“见哂于外人”。他们对官督商办的态度，也由支持变为反对，纷纷揭露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和腐败情况，认为靠这种办法，根本无法办好企业，求得国家富强。只有发展商办企业，才是振兴民族工业的唯一出路。

早期维新思想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登上政治舞台前夜的政治心态和政治要求。然而，这些思想家毕竟还是从洋务派营垒中刚刚脱胎而来的带有封建士大夫气味的近代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还不能摆脱封建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他们的思想同洋务派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同之处。他们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折衷中西，取长补短。企图以这样的思想模式，使中国走向近代化。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①薛福成则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②虽然他们已经注意到在求得中国的独立富强、走向近代的实践中，必须解决“中学”与“西学”、“器数之学”与“周孔之道”的关系问题，但由于时代历史条件和阶级思想的局限，还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如此，由他们掀起的新的社会政治思潮，曾对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 1，《睦邻》。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1，《吏治上》、《学校》。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 1，《西学》。

② 薛福成：《庸盦全集·筹洋刍议》，《变法》。

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并且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

（二）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文化教育事业

“洋务”本来就是与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外交等各方面有关的事务，也是学习西方近代国防、经济、技术各项事务的措施。要兴办洋务，就需要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都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因而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培养洋务人才，就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

根据现有材料统计，从 1862 年奕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和 1863 年李鸿

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到 1894 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

堂，30 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 24 所，其中培养各种外语人才的有 7

所；培养工程、兵器制造、轮船驾驶等人才的有 11 所；培养电报、通讯人才

的有 3 所；培养陆军、矿务、军医人才的各有 1 所。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旧的教育制度基本未变，这些新式学堂又缺乏足够的师资和经费、设备，学生人数并不很多，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军事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起到开通风气的作用。

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和稍后，有的官员还主张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但一直搁置未办。到了 1868 年，经蒲安臣之手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才明确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提供了条约依据。同年，早年赴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抱着“教育救国”的志愿，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派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1870 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派江南制造局、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为留美学生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副监督），又经与李鸿章磋商之后，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1872 年 8 月，第一批 30 名幼童乘轮船离上海赴美。1873、1874、1875 年，每年又各派 30 名。这四批幼童赴美入学之后，成绩优良，品行端正，深得美国社会人士赞许。但陈兰彬、区谔良、容增祥、吴嘉善等与留美学生屡生冲突，并且也同容闳不能合作，于是以留学生“抛荒中学”、“多半入耶稣教”、沾染“外洋风俗，流弊多端”等为由，建议总理衙门逐渐将留学生撤回。结果，总理衙门定议“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1881 年，94 名中国留美学生分三批回国。在回国的 94 人中，只有两人得学士学位，其中一人就是著名的杰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就在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之后第二年（1873 年），总理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正式向清政府奏请派遣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他建议派前学堂的优秀学生赴法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派后学堂中的优秀学生，赴英国深造，“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清政府批准了沈葆桢的建议。1874 年，他又提出了实施方案，并设计了留法、留英学生的学习大纲。1877 年春，议定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十条。同年 3 月，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

翻译罗丰禄和学生、艺徒前后共 35 人出洋。其中留英学生 12 名，除 1 人因

病先期回国外，其余 11 名均取得优良成绩，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林永生、叶祖珪、萨镇冰、严复等，都呈这批留英学生中的佼佼者。在14 名留法学生中，除 1 名病故外，其余都取得能胜任总工程师的文凭，其中魏瀚、陈兆翱尤为成绩突出。而严复在甲午战争之后，则成为著名的近代启

蒙思想家。1879 年经李鸿章奏请，于 1881 年又派出留欧学生 8 名，其中留

法 5 名，留英 2 名，留德 1 名。1886 年又派出第三批船政出洋学生 34 名，其中包括天津水师学堂优秀学生刘冠雄等 10 名。20 名留英学习海军，14 名留法学习造船、建筑、法律等。这批留学生，经六年努力学习，也都以优异成绩学成归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许多都成为北洋水师的指挥骨干，在参加甲午中日黄海大战的 12 艘北洋水师战舰的重要指挥官中，就有半数是首届船政留学生。

（三）翻译西书和创办报刊

洋务既然是西方的近代事物，兴办洋务就需要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在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等建立以前，除了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过一些两方科学文化知识外，中国人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极少，面对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也十分陌生，甚至格格不入。因此翻译西书，就成为兴办洋务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特别是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翻译馆，成为洋务运动期间主要的译书机构。

译书是同文馆的重要活动之一。1883 年以前，该馆师生共译辑各种书籍22 种，包括法学（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会通》、《法国律例》、《新加坡律例》等），经济学（如《富国策》），外国历史（如《俄国史略》、《各国史略》等），物理学（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化学（如《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数学（如《算学课艺》），天文学（如《天文发轫》），生理学（如《全体通考》），外交知识（如《星轺指掌》），外国语文（如《英文举隅》、《汉德字汇》等），历法（1877 年—1879 年《中西合历》）。这些书籍为教材性质，也可以说是一些“西学” 的入门书。

上海广方言馆也培养了一些外语翻译人才，而翻译西书成绩最显著的是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据英人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记载，从 1871 年到 1880 年，已刊印译书 98 种，235 册。译成未印者 45 种，140

余册，尚有 13 种未全部泽完。在已刊和未刊的译书中，绝大多数为自然科学书籍。这些“西学”书籍的翻译出版，虽然数量有限，内容浅近，但对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却是一种新知识和新学问。后来许多投入维新变法的骨干人物，很多都是从这些泽书中受到了启发和影响。它对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这些译书本身的价值。

在自然科学技术的译述和介绍中，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善兰（1810—1882 年），字壬叔，浙江海宁县人，对数学造诣颇深。他翻译了《几何原本》后九卷、《代数学》、《重学》等数学、物理方面的书籍。所著《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其中《万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华蘅芳（1833—1902 年），字若汀，江苏金匮县（今无锡市）人，翻译了代数、三角、微积分、概率论等书，共 60 多卷。著有《行素轩算稿》6 种，共 23 卷。徐寿（1818—1884 年），字雪村，江苏无锡县人，研究物理、化学和机械制造。他同华蘅芳等编译了这几方面的科学著作，数量很大，刊行的有 13 种，其中《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较为著名，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与翻译西韦同时，创办报刊也是洋务运动期间产生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事业。中国近代最旱的报刊是由外国人创办的。其后伍廷劳虽然在 1858 年创办了《中外新报》，但因为刊行于香港，对内地影响不大。随着洋务运动的兴

起，作为近代社会信息传播工具的报刊，也开始在中国出现。

1872 年在广州创办了《羊城采新实录》，1873 年在汉口创刊了《昭文新报》，1874 年在上海创办了《汇报》，1876 年又在上海创刊了《新报》。这些由中国人办的近代早期的报纸，虽然不可能与外国人办的《申报》、《新闻报》相抗衡，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闻事业。随着时代的变化，近代报刊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后来的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把创办报纸杂志作为最主要的宣传工具。

（四）社会风气与价值观念的逐渐变化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社会风气也定会有所改变。以往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和“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的传统观念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在近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中，商人和商业的社会地位比以往明显提高，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僚和士大夫，不但开始重视工商业，而且亲自投身于官督商办或商办企业任职。

在对西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认识上，很多开朗的官僚和士大夫也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再不被认为是“师事夷人”之举，而被看成是求强求富的重要手段。对西方的技术制造和各种器物，再不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而被看做是“制造之精”。中国再不是立于世界“中央”的“天朝之国”，也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华夏”之邦，而是世界各国的一员，并且是远远不如西方各国富强的一员。不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的认识，比兴办洋务以前，都有了明显的改变。

由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其他社会事物的逐步传入，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区，社会风气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西学”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已不再是“夷狄”之物，而成为中国求强求富不可缺少的学问，顽固派视为“奇技淫巧”的声光化电，不但用于军事和军事工业，也用于民用工业和城市社会生活，从而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有了一些改变。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洋务运动历时 30 多年。它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在军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向西方国家学习，在中国走向近代的道路上跨出较大的一步。然而它又是以失败告终的运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决不会愿意也不可能允许中国通过兴办洋务富强起来。因此，在表面上扶植、支持洋务的同时，又不断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侵略和控制。而洋务派的某些重要首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又多是采取妥协退让的办法。没有国家的独立，不能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 “求强”、“求富”的愿望也就只能落空。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势力，又生怕洋务的发展危及他们既得的权势，在政治上、经济上和舆论上多方钳制和阻挠。洋务派本身的封建性和腐败性，也使洋务运动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诸如企业的衙门化、官僚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现象相当严重而普遍，这就自我窒息了洋务事业的发展。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由洋务派发动的一次变革试验，历史记下了这次变革的成绩，也记下了它的失败，而且也做出了结论：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