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正在维新运动日趋高涨之时，1897 年 11 月，预谋已久的德国侵略者悍然出兵强占胶州湾。这一强盗行为，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慨。康有为在上海闻讯后，急速赶赴北京，并于 12 月和第二年的 1、2 月连续三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即上清帝第五、第六、第七书）。在这些上书中，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维新变法的紧迫性。他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嚆矢，“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瓜分豆剖，渐露机牙”。中国的处境“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国际环境已经险恶到了极点，而国内又是“乱民蠢动”，“奸宄生心”，“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警告光绪皇帝，必须立下决心，“发愤维新”，否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第五次上书递到工部，工部尚书淞桂不肯代呈。这次上书虽然没有送到光绪皇帝手里，但因为内容痛切，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天津、上海的报纸公开刊载，因此流传颇广，影响甚大。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向光绪皇帝上奏折，请求召见康有为，授以重任。恭亲王奕和一些守旧王公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借口，从中阻拦。光绪皇帝只好下令，要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

②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 339 页。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 10 页。

④ 《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639 页。

⑤ 徐勤：《中国除害议》，《戊戌交法》第 3 册，第 131 页。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88、189、190 页。

1898 年 1 月 24 日，康有为被召到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以及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侍郎张荫桓五大臣“问话”。

在这次问话中，康有为再次申明变法的主张，并提出了变法的步骤，同时回答和批驳了荣禄等人的诘问。康的主张得到了翁同龢的赞赏。在翁的推荐下，光绪皇帝谕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同时令总署呈送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

1 月 29 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摺》（第六次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厉行变法，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建议光绪皇帝，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功”，取法日本，全面维新；当务之急，凡有三事：“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里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①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变法的具体措施。显而易见，在“统筹全局”的上书中，康有为关于变法的主张比他以前的言论有所缓和，他把变法的希皇几乎全部寄托在皇帝身上，而对原来的开议院、兴民权等则避而不谈，提出“以君权雷厉风行”，开制度局于官中“以参酌新政”。②康有为变法主张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他深感顽固势力对变法的阻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只得收起“开议院”、“兴民权”的旗帜，而以尊崇君权、依靠皇帝推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这也是他后来政治倒退的思想根源。

康有为的上书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这对维新派人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联络和发动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地区性的各种学会，在北京相继成立的就有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接着又出现了保滇会、保川会、保浙会等。1898 年春，会试举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经过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的奔走联络，由康有为发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成立了保国会。保国会以救亡保国相号召，在该会《章程》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它揭橥“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并决定在北京、上海各设总会，在各省、府、县均设分会，以讲求“内治变法之宜”和“外交之故”，“讲求经济之学，以助有司之治”。康有为撰写的《保国会序》大声疾呼：对濒临危亡的中国，“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我四万万之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①十分明显，保国会本是一个以保国救亡为宗旨的团体，而且得到了众多爱国人士的赞同和参加。然而它却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诽谤和攻击，他们嗾使御史文悌上章弹劾，诋毁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 “徒欲保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②把“四万万人”与“大清国” 完全对立起来。由于文悌的奏折无据无理，光绪皇帝拒不听信，还为保国会辩护说：“会为保国，岂有不善”，下令将文悌革职。由于保国会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治组织，它的成员参加动机也各有不同，因此，在顽固势力的攻

①

② 《杰士上书汇录》卷 1，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① 《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398 页。

② 文悌：《严参康有为摺稿》，《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485 页。

击恫吓之下，有一些人畏祸退出，而出面发起保国会的主持人李盛铎，看到风头不对，也转而攻击保国会。保国会连续召开了三次大会，由于出席会员大为减少，因而不得不停止集会。尽管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的宗旨和康、梁等人在会上发表的政治演说，却被天津、上海、广州各地的报纸刊载，影响甚大。

变法与反变法，不但在维新派和顽固派之间，从始至终进行着剧烈的斗争，而且也同朝延内部帝后两党的斗争密切相关。1898 年春夏之交，支持变法的帝党与反对变法的后党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光绪皇帝为了加快变法，推行新政，于 6 月 11 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

从此日开始，到 9 月 21 日慈禧太后发动反动政变，共 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

6 月 16 日，光绪皇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商讨和确定变法的步骤和措施。康有为鉴于光绪皇帝受到慈禧太后的多方挟制，为了减少来自慈禧太后和后党的压力和阻力，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勿去旧衙门，而惟增设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①召见之后，光绪皇帝特许康有为专摺奏事，并任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从此，康有为接连向光绪皇帝上奏摺、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政建议。在政治方面，要求“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开制度民政之局，拔天下通达之才，大誓群臣以雪国耻”。②在经济方面，要求振兴商务、农务、工业，劝募工艺，奖励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漕运，裁厘金，保护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要求废八股、改书院、兴学校、废淫祠、办报馆、禁缠足、废发辫、改制服，开通社会风气。

在军事方面，要求裁旧军，练新兵，整顿国防，创办军事学校，实行征兵制，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能力。从 6 月到 9 月，康有为本人或代其他官员

起草的变法奏摺 50 多件，大部分都被光绪皇帝采纳，并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

从 6 月 11 日到 7 月下旬，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有：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学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军事方面有：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从 7 月下旬到 9 月下旬，新政由经济、文教、军事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至于维新派和康有为在过去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并未提出，光绪皇帝颁发的维新语令中也无此内容。康有为在此期间一再提醒光绪皇帝对国会、议院等不可操之过急，他说“日本亦至二十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国会，尚非其则也”。原因是“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瞽，

① 粱启超《戊戌政变记》第 16 页。

② 《杰士上书汇录》卷 1。

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①

新政明显是要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变法和反变法，既然是封建顽固势力与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就不能不引起把持统治实权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对康有为的奏摺和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关于变法和新政的诏谕，除了手无实权的某些开明帝党官员表示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鉌也比较热心之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光绪皇帝虽然也谕令奖励陈宝箴，斥责刘、谭二人，但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部成了一纸空文。而阴险狡诈的慈禧太后集团，从新政一开始，就加紧布置，准备反扑。

“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6 月 15 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皇帝下令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驱逐回籍。翁本系支持变法的帝党首领，他的被罢黜，无疑是对光绪皇帝和变法的沉重打击。就在这同一天，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绪皇帝下令，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照例不再召见臣工，这一违反常例的规定，无疑是要重新控制光绪皇帝，抓住朝廷用人大权，使光绪皇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同日，慈禧太后又强迫光绪皇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于是，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同时，慈禧太后又广布心腹，把北京城内外和颐和园的警卫权牢牢抓到自己手里。

这三道命令，为慈禧太后扑灭新政、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加速表面化，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慈禧太后的一连串打击，光绪皇帝也试图对抗。9 月 4 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人全部革职，并赞许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①这一措施，显然是对顽固势力的示威和反变法的反击，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震动。9 月 5 日，光绪皇帝又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人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加紧推行变法。

光绪皇帝的这一系列措施，引起了慈禧太后更加恼恨，下决心要扑灭新政。于是加紧策划政变，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突然调动聂士成的军队移驻天津陈家沟，调动董福样的军队移驻北京南面的长辛店。军队的这种调动，显然预示着政局即将发生变动。

对于慈禧太后的反扑和新政面临的危机，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都万分惊恐。光绪皇帝既无实权，又无军队，维新派谈起变法头头是道，而一遇武力威胁，就一筹莫展。在束手无策之中，便甘冒风险想拉拢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来对付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武力威胁。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发迹，这时已掌握了 7000 余人的新式陆军，1895 年又加入过强学会，表示支持维新。这就使维新派误认为袁世凯可为己用。其实袁世凯早已受到荣禄的赏识，而且是一个狡诈多端的奸雄。当康有为为了拯救光绪皇帝提出拉拢袁世凯的时候，

① 康有为为《日本变政考》所加按语，故宫博物院所藏戊戌进呈原本。

① 《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73 页。

维新派中有人认为袁不可信，但在走投无路的紧急关头，仍向光绪皇帝推荐了袁世凯。

9 月中旬，政变已有山雨欲来之势，光绪皇帝在惊惶失措之中，于 15 日召见杨锐，并授以密诏。杨锐原是张之洞的门生，以新进官僚表示支持维新而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密诏诉说慈禧太后及昏庸大臣反对变法及自己无权之苦，并表示“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他问杨锐是否可想一良策，既可打破维新变法的阻力，除旧布新，使中国转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他要杨锐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妥速筹商”。①16 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可见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林旭将密诏带出，康有为、谭嗣同等看了之后相对痛哭，束手无策，除拉拢袁世凯之外，又幻想取得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挽救败局。17 日，光绪皇帝为保护康有为，并希望他能设法救援，诏令他去上海办报。18 日，御史杨崇伊看到时机已到，遂上密摺，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历数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变更成法，斥逐老成”，“位置党羽”等等“罪过”。19 日，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回宫，密作政变准备。

在政变发生之前，英、日等帝国主义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轻信了他们的诺言，称赞英国是“救人之国”，并奏请光绪皇帝联合英、日对抗顽固势力。英、日帝国主义也密切注视中国政局的发展。9 月 14 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到北京。他原想博取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信任，操纵中国政治，但当他发现维新派的败局已定，遂无意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只对光绪皇帝和维新派虚表“同情”。康有为等人也曾到外国驻华使馆要求支持，但毫无结果。此时，他们只有把自己和新政的命运交给袁世凯了。

9 月 18 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袁当面表示对光绪皇帝“忠诚”报效，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9 月 20 日，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忠心”。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镇压维新派。

21 日凌晨，慈禧太后经过周密布置，先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继而大肆搜捕维新派。康有为已于政变前一日离京赴沪，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俺护下化装出京，由天津逃往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出走日本的劝告，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他把自己所做的诗文和书稿交给准备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决心为变法而死。28 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罢黜，或被放逐。严复虽然也有人主张惩办，但因并未参加维新活动而未被追究。政变之后，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之外，其余各种新政措施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① 赵炳麟：《柏岩集·光绪大事汇鉴》卷 9。按：关于光绪皇帝密诏之说，在康有为、梁启超著作中均有记载，但据有的学者考证，康、梁之说不确。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 10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