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及其他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朝气蓬勃，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他们一面创办《民报》及其他报刊，大造革命舆论，批判改良思想；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联络会党和新军，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 年秋冬间，孙中山、黄兴和出狱后从上海到东京任《民报》主编的章炳麟等制订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详细规定了起义的方针、政策及有关事宜，其中拟定的准备起义后发布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次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革命宗旨即“四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和实施程序即“三序”（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成为各地革命党人共同遵从的经典性文献。随后，孙中山即奔赴南洋，具体筹划在华南组

① 观云：《极东问题之满洲问题》，《新民丛报》第 35 号；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 2 号。

织起义。

1906 年 12 月，在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首先爆发了号称“革命军”的大规模会党起义。

萍浏醴一带，向来会党众多，且和自立军、华兴会有过密切的联系。1906 年夏，黄兴派刘道一、蔡绍南等返湘整顿会党。蔡绍南，萍乡人，

回乡后到处“演说革命”，得到会党首领龚春台（谢再兴）等信从。这年，湖南大水，“禾谷不登，一粒如珠”，灾民衣食无着，人心浮动，萍、浏、醴一带盛传“杀鞑子”、“劫富济贫”的呼声。龚春台等遂密谋起义，创立洪江会，设总机关于麻石，势力迅速发展到萍乡、宜春、万载、浏阳、醴陵各县，并决定在农历十二月底清朝官府封印后举事。风声外播，清吏不断派人突击搜捕，会党头目李金奇、萧克昌等先后被捕杀，总机关也遭抄封。在形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下，龚春台部会众二三千人于 1906 年 12 月 3 日在麻石

竖旗起事。十天之内，各处会党首领先后举兵，拥有会众 2000 余人的姜守旦

也在浏阳响应。起义群众包括煤矿工人、贫苦农民和防营士兵等，总数达 3 万人以上。

这次起义明显地反映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起义军竖白旗，旗书“革命军” 及“洪福齐天”字样，头裹白布，“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①告示用“钦命替天行道督办革命军”名义，内容则限于“体天伐罪吊民”、“江山统一归汉”等，②没有超出会党传统的“劫富济贫”、“灭满兴汉”的政治水平。在组织上也还没有克服旧式会党起义的弱点，仓卒发唯，各股蜂起，号令不一，事前缺乏严密的计划，起事后又没有迅速出击的战斗方案，清政府急调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军队 5 万多人四面围剿。起

义军仅凭从地方“团防局夺来的二三千支枪，和清军奋战近日，交战 20 余次，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终以寡不敌众而失败。龚春台、蔡绍南、姜守旦等潜逃，数千群众被杀。

萍浏醴起义使革命党人精神振奋。东京的同盟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③且有人假托龚春台名义撰写“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檄文，刊登《革命军报》，以广声势。清政府则在长江中下游大兴党狱。湖北日知会首领被捕，并诬指为湖北会党首领刘家运，遭严刑拷打，死于狱中。湖南同盟会分会负责人禹之谟早在 8 月间被捕，定为永远监禁，萍浏醴起义后被绞杀。先后由同盟会派回国内的刘道一、孙毓筠、杨卓林、胡瑛、宁调元、权道涵、段濡等相继在湖南、湖北、江苏被捕，刘道一、杨卓林等被杀害。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挫折，黄兴因而转向协同孙中山经营华南。从 1907 年 5 月至 1908 年 4 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

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即 1907 年 5 月的饶平黄冈起义， 6 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 月的防城起义，12 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 年 3 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和 4 月的云南河口起义。

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起义，夺取两广为根据地，

① 《江西巡抚吴重熹致外务部请代奏电》，《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第 115 页。

② 《汇报》9 年 94 号，1906 年 12 月 29 日。

③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202 页。

然后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从而直捣北京，推翻清朝。但是，历次起义都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党人缺乏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长期艰苦战斗的决心。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起义，主要是为了便于从海外接济饷械。起义后，往往因为饷械接济困难，在清军的镇压下，便解散起义队伍。历次起义人数最多的也不过 1000 多人，其

中好几次都只是几百人的冒险突击。例如，1908 年 3 月黄兴率领 200 多人进

入钦州马笃山起义，随后在广东、广西边境的几十个村镇转战 40 多天，大小

数十仗，先后击败 1 万多清军，声威大振，但由于没有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孤军苦战，粮食困难，战士疲劳，终于失败。防城起义本来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但革命党人并没有重视在群众中扎根。

1907 年春，广东钦州三那（那桑、那黎、那彭）地方人民为反对清政府增收糖捐，召开“万人会”，组织了以刘恩裕为首的群众队伍，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一度攻入钦州城。清政府派兵镇压，刘思裕牺牲，群情更为激愤。三那人民派梁建葵等为代表，赴河内向孙中山求援。孙中山派王和顺前往联络。当时，广大群众革命情绪很高，梁建葵等“在各乡村组织革命军，预备发动，有枪数百枝，刘思裕之侄显明党数百人来会，声势颇盛”。①但是，王和顺等坐失良机，一心指望清军郭人璋部反正，在三那附近徘徊观望达数月之久。9 月，革命党人依靠三个清军下级军官的反正，占领了防城，仍然不去发动人民群众，而转攻钦州，要求清军统领郭人漳应约起义。郭人漳拒绝后，起义军又临时决定去袭取灵山。结果猛攻灵山不下，防城又被郭人漳部夺去。对清军反正的幻想造成了这次起义的失败。

1907 至 1908 年间，光复会在浙江、安徽发动了两次起义。

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的一部分领导人如徐锡麟因意见分歧，没有加入同盟会，继续以光复会名义进行革命活动。浙江绍兴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据点。徐锡麟等召集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头目入校练习兵操，借以蓄积革命力量，伺机起事。徐锡麟为打入清政府内部以发动革命，纳粟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充任巡警学堂及巡警的会办。绍兴大通学堂由秋瑾主持。秋瑾于 1904 年底在上海加入光复会，次年在东京又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浙江分会负责人。她接办大通学堂后，积极联络平阳、武义等地会党首领，吸收浙江新军官佐及军事学堂师生朱瑞等参加光复会。经过秘密联系，秋瑾和徐锡麟决定在浙江、安徽同时发动起义，遥相呼应。部署未定，嵊县会党先期发难失败，武义、金华、兰溪、汤溪、浦江各县会党武装也先后遭到镇压。徐锡麟仓卒举事，于 1907 年 7 月 6 日利用安徽巡抚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的机会，刺杀恩铭，率领学生等进攻安庆军械所，失败被执，慷慨就义。绍兴大通学堂受到牵连，秋瑾被捕，牺牲于绍兴轩亭口。

早在 1905 年，安徽革命知识分子柏文蔚等组织了名为“岳王会”的革命团体。岳王会以军事学堂学生及新军官佐为主要联络对象，成为光复会的外围组织。1908 年 11 月 22 日，岳王会军事骨干、安徽新军炮营队官（连长）熊成基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起义，围攻安庆一昼夜未能得手，向集贤关退却，旋改变战略，拟取道桐城，袭取庐州为根据地。清军追击，部众渐散，到庐州时已不满百人，势不能支，熊成基潜匿，起义失败。后来，熊成基在东北被捕牺牲。

① 《革命逸史》第 5 集，第 106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同一期间，四川革命党人联络会党在江安、沪州、成都、叙府多次发动起义，都没有成功。湖南、湖北等省也有革命党人发动会党起义，但因步调参差，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而均告失败。

除熊成基安庆起义外，历次起义基本上是依靠会党发动的。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无产者，即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联络会党，客观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农民的一种特殊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派与农民阶级建立了革命的联盟。革命党人由于获得会党的支持，感到自己有所凭借，大大增强了革命的决心和信心。但是，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般只是联络会党首领借以发动起义，不注意对会党群众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重视利用会党勇于斗争的精神，但无法克服会党纪律松弛的现象。革命党人没有能力改造会党，在历次起义失败后，反而产生了埋怨会党的情绪，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于是，他们把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新军方面。新军同农民的联系不如会党，但比较集中，比较有组织性。由于新式教练的需要，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这就为革命党人打入军队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清政府编练新军主要是仿效日本，派往日本留学的人很多，同盟会成立后的两三年内，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就有 300 多人，其中约三分之一加入同盟会，有的如阎锡山还加入黄兴组织的机密团体“丈夫团”。此外，国内各省的陆军中、小学堂的学生也有不少加入同盟会或其他革命组织的。这些军事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分派到各省新军担任中下级官佐，加上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入营当兵，从而在新军中普遍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同盟会东京总部曾指示各省分会，“希望国内同志竭力向清朝新军之初级军官运动”，①吸收入会。1907 年，广东陆军中、小学生参加同盟会的就占学生总人数的 30％以上；至 1910 年，步兵一标（团）和炮兵一营士兵入会的人数接近总数的 80％。其他各省新军中的革命势力也不断迅速发展。1910 年的广州起义就是依靠新军发动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历了 1907 至 1908 年多次起义的失败，仍然坚持武装斗争。1909 年秋，黄兴等在香港设立领导机关，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派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年底，各项工作逐渐准备就绪，预定于次年 2 月 24 日（元宵节）前后发动。不幸消息泄露，广州地方官吏加强了戒备，并下令收缴新军士兵手中的枪枝弹药。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倪映典等于 1910 年 2 月 12 日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弹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军伤亡百余人，终因子弹缺乏（每人不过七颗）而失败。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中间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② 一部分革命党人丧失了信心，连黄兴也准备去从事暗杀活动。本来，革命党人早就把暗杀作为革命的辅助手段，并认为面对残暴的强敌，暗杀可以唤醒沉睡的人民，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又简便易行。因此，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组织了七八个暗杀团，策划过 50 起以上的暗杀活动。有的作为起义的先声或

① 《辛亥武昌首义记》卷上，第 4 页。

① 黄元秀：《西湖白云庵与辛亥革命之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4 集，第 151 页。

②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206 页。

配合、响应起义的行动，有的为了惩处叛徒、奸细，有的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扫除革命的障碍和唤醒国人。因暗杀活动而牺牲的史坚如、吴樾等，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1910 年，汪精卫入京谋炸摄政王载沣，则属失败之余为了泄愤。孙中山原则上并不排斥暗杀手段，但认为像黄兴、汪精卫这样的重要骨干放弃武装起义而搞暗杀是不妥当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由美洲到达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等举行会议，勉励他们不要因失败而气馁，应当再接再厉，继续坚持斗争。他说：“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① 孙中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大部分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会议商定了在广州继续发动起义的计划，由孙中山负责在海外筹饷，赵声、黄兴等革命党人先后返回香港，组织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并派人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联络，策动响应。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广州，设立秘密机关达数十处。他们吸取以往一处机关遭受破坏即牵累全局的沉痛教训，决定各秘密机关互相保密，直接与统筹部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经过较长时间的活动，在广州新军、防营、民军、警察中的发动工作渐趋成熟。1911 年 4 月 8 日，香港统筹部召开会议，制定了起义的周密计划，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从香港派“选锋”800 人至广州发难，于 13 日（农历三月十五日）正式起义。8 日这一天，革命志士温生才在广州谘议局门前击毙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牺牲。广州地方当局惶恐万状，采取了严加防范的措施。革命党人方面因饷械均未及时运到，起义被迫延期。不久，统筹部获悉广州的一部分新军将于 5 月初退伍的消息，认为起义不宜再延。4 月 23 日，黄兴赶到广州，主持起义的领导工作。由于清方搜浦极严，广州城内风声鹤唳，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黄兴在准备尚未就绪、联系未及周密的情况下，临时决定于 27 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晚举事，进攻计划由原来的十路改为四路。及时，他亲自率领革命志士 200 人进攻总督衙门，但其余三路均未能按时策应。他原来打算活捉两广总督张鸣岐，然后用总督名义号召两广清军反正，但攻入总督衙门后，张鸣岐已经潜逃，计划落空，失去了下一步战斗的目标。起义者纵火焚烧总督衙门后，黄兴将队伍分为三路，分途前往接应事前已经联系的新军、防营和民军，途中遇到清军的截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革命志士多人牺牲，起义遭到惨重的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退回香港。事后，牺牲的革命烈士遗骸 72 具合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称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丧失了许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但这次起义使清朝统治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烈士们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鼓舞着人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孙中山后来总结这次起义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①

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大为振奋人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历次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的力量受到了挫伤，革命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206 页。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207 页。

党人内部的分歧和涣散明显地加深了。

同盟会虽有统一的组织、纲领和行动计划，但内部却很不一致。它的领导成员分别来自原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几个不同的地方性革命组织，这些人原来有各自的活动区域，有各自的社会联系，有各自的乡土观念，往往难以融洽无间。当同盟会筹建期间，华兴会内部就有不同意见：或主张保持华兴会的组织和兴中会联合，或主张形式上加入孙中山的组织而精神上仍保持自己的团体，或干脆反对联合。光复会主要领导人则没有参预筹建。同盟会成立不久，原华兴会的宋教仁等就对孙中山的专断作风表示不满，黄兴也曾因军旗、国旗问题和孙中山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兴主张用井字旗，孙中山不容异议，黄兴“怒而退会”，并“发誓脱同盟会籍”。

①l907 年，日本当局为协调和清政府的关系，迫令孙中山离境，使孙中山无法主持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孙中山远赴南洋，全力在华南策动起义，又引起以长江流域为基地的原华兴会、光复会成员的不满。1907 年 6 月，在北一辉次郎等几个加入同盟会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挑动下，东京本部的张继、章炳麟、刘光汉、谭人凤曾掀起“倒孙”风潮，要求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因黄兴坚决反对而作罢。同年 8 月，四川张百祥、江西邓文辉、湖南焦达峰、湖北孙武等一部分同盟会员，在宋教仁、谭人凤的支持下，在东京成立共进会，随后推派会员回国活动。共进会对于推动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虽自称是同盟会的“外围”，却不仅有自己独立的组织，而且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纲领改为“平均人权”，甚至有自己的旗帜——十八星旗。黄兴曾质问焦达峰，同盟、共进“二统谁将为正！”焦达峰回答：“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② 实际上是独树一帜。1908 年春夏间，陶成章计划联合江、浙、皖、赣、闽五省会党，建立“革命协会”。在他草拟的《革命协会章程》里，提出了有别于同盟会纲领的政治主张，如否定代议制度，要求“田地公有”等，更明显地具有“独立”的性质。①陶成章为募集革命经费到南洋华侨中活动，和同盟会南洋支部发生摩擦，认定为孙中山作梗，便在南洋各埠倡设光复会，并纠集同盟会员李燮和、许雪秋等对孙中山进行人身攻击。1909 年 9 月，陶成章、李燮和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捏造种种罪责，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掀起了又一次“倒孙”风潮。章炳麟主编《民报》，改变《民报》宣传三民主义的编辑方针，大肆鼓吹“佛学”与“国粹”，艰涩难懂，脱离现实，遭到海内外许多革命党人的不满。这时，他也参加了对孙中山的攻击。孙中山等被迫反击，关系破裂。1910 年 2 月，重建的光复会宣告正式成立，以章炳麟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设执行局于南洋，公开与同盟会分庭抗礼。孙中山在谈及此事时沉痛地说：“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哄，诚至为艰苦困危之时代。”②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谭人凤等虽然没有参与第二次“倒孙凤潮”，但也在酝酿“独立”活动。1910 年 6 月，宋、谭等聚于日本，邀约在日本的同盟会分会会长“研讨革命前途”，决定采取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的方针，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 年初，谭人凤从黄兴那里领来活动经

① 《革命逸史》初集，第 18 页；《宋教仁日记》第 343 页。

② 章炳麟：《焦达峰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 232 页。

①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误题为《龙华会章程》。

② 《复吴稚晖函》，《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429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费 5000 元，即督促宋教仁、陈其美等加紧筹建工作。7 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提出“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公开抛弃了民生主义。它制订了自己的会章，不仅建立本部，而且准备在长江流域各省设立分会，还拟定了自己的旗帜——五色旗。尽管中部总会说它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方支部为友邦，但实际上是又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组织。1908 年以后，日本政府以及越南、香港等地的殖民当局部禁止孙中山入境，孙中山不得不远游南洋、欧美。他对同盟会东京本部的章炳麟、宋教仁等深为不满，但又无力加以整顿。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以全力经营华南的革命发动。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本部的职权实际上大部分转移到新加坡和香港，南洋支部、南方支部成为革命军事大本营。东京本部被冷落在一旁，名义上它是同盟会的领导中心，而实际上不能起领导中心的作用。鉴于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和涣散，孙中山曾计划把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把纲领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并于 1910 年 2 月在旧金山实施，要求南洋各埠同盟会与分会一体遵改，因遭到抵制而未能贯彻。

自立组织，一方面表现了各地革命党人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对于推动各自地区的革命运动有所贡献；另一方面又表现了革命党内部领导层的矛盾和不团结，对后来的革命进程不能不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