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一、孙中山和兴中会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1866—1925 年），名文，字逸仙，因留居日本期间曾变易姓名为中山樵，后来即以中山为号。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对中国农民的苦难遭遇有较深的感受，并怀着真挚的同情。青少年时代，他读过三年私塾，1878 年前往檀香山，在他哥哥、华侨资本家孙眉的资助下，先后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为殖民地开设的学校里读书。1892 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孙中山在学生三时代便非常关心国家大事。1884 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他经常和同学们讨论时局，称赞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表示惋惜，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愿意和具有反清传统的会党分子及其他进步青年交朋友。1892 年，他在澳门行医，因受澳门葡籍医生排挤，翌年改赴广州。在广州行医之余，曾与陆皓东、郑士良等集会，提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尚未建立组织机构；曾想结交康有为，未成。1894 年，孙中山自称为“窥清廷之虚实”，北上京津，曾上书李鸿章，陈述“人能尽其才， 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大计。同年秋冬间，孙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 20 余人，组成兴中会，并立即着手筹备回国发动反清起义。

1895 年春，孙中山回到香港，和当地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总部在会章中沉痛地指出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 揭露了清朝统治的黑暗和腐败，在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兴中会总部成立后，即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和防营，密谋起义。经过半年的准备，预定于重阳节（10 月 26 日）举事，夺取广州为根据地。起义前夕，因内部步调参差，消息泄漏，参加起义的群众 70 多人被捕，陆皓东等英勇牺牲，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

这时，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主要是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而且没有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对国内政治生活和广大群众还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广州起义密谋失败后，孙中山逃往日本，在横滨建立了兴中会，接着前往美、英等国宣传革命及考察西方社会。他在欧美接触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亲眼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同时还受到工人运动的影响。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来他自己回忆说： “两年（按：1896 至 1897 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 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①

1897 年，孙中山由英国赴加拿大转赴日本，在东京、横滨等地宣传革命， 结交同志，但成效不大。当时，国内正值维新运动高潮。戊戌政变后，康有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196 页。

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又在华侨中掀起了“尊皇攘后”热。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等处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得到广泛的支持。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在歌颂光绪皇帝“圣德” 的同时，大力抨击清朝当权的“逆后贼臣”（指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 并倡导“民族御侮论”、“民权救国论”，深刻批判君主专制的权术、手段， 提出“国民与奴隶”、“朝廷与国家”、“国民与国家”、“权利与义务” 等新概念，强调人民的主权，否定君主专制制度，甚至说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奴隶、没有国民，只有朝廷、没有国家，耸人耳目，撼人心弦，大受知识分子欢迎。从 1898 到 1903 年，他先后发表了《爱国论》、《少年中国说》、

《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新民说》等几十篇思想新颖、文笔流畅的文章，成为当时思想、舆论界的“骄子”。

孙中山等就联合反清问题多次和康、梁会谈。康有为坚持“不能忘记‘今上’”，拒绝合作。梁启超一度认为“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①和孙中山等往来密切，曾有过联合立会的计划，拟以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因康有为强烈反对，计划未能实现。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以唐才常为代表的原来维新派中比较激进的一些人准备在长江流域起事，得到孙中山、梁启超两派的一致支持。唐才常到上海， 发起“正气会”，后来根据康有为的指示，改称“中国国会”，主张推翻清政府，“请光绪帝复辟”，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康有为在华侨中募集巨额军费，但他却把“勤王”计划的重点摆在进行两广起事，对长江中游不甚倚重。唐才常利用会党组织自立军七军，定于 8 月 9 日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路同时大举。他自任诸军督办，驻汉口。由于等待康有为汇款接济，举事日期一再推迟。8 月下旬，张之洞捕杀唐才常等 200 余人，自立军失败。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失败，使一些受康有为影响、徘徊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进步人士如秦力山、毕永年等开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蓬勃发展，唐才常在华中策划起事之时，孙中山决意加紧在广东起义。他派郑士良前往惠州，联络会党以谋发动，并派史坚如至广州策动响应。他自己则亲往香港，准备潜入内地。抵港后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监视，不得登岸，于是折回日本，转渡台湾。1900 年 10 月，郑士良率会党 600 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连败清军，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

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队伍迅速扩展到 2 万多人。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进军。日本帝国主义唯恐孙中山在台湾的活动危及它的殖民统治，便禁止军火出口，破坏孙中山自海外接济起义军的计划。起义军血战半月以后，弹尽援绝，被迫解散。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孙中山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如天渊”。①这说明民主革命事业逐渐得到较多的支持，开始呈现出新的局面。

为了抵制革命，1902 年，康有为抛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在这篇文章里，他竭力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辩护，把

①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286—287 页。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 版）第 109 页。

清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美化成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的“至仁之政”。他认为中国人民愚昧无知，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万不可倡导共和。他攻击革命不但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反而将造成“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他臆想了革命所产生的种种危害，妄图扑灭民主革命思想。梁启超在 1903 年以后也“完全放弃”“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②但又打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以迷惑群众，扩大保皇会阵地。

为了推进革命，孙中山对康、梁的进攻作出了有力的反击。1904 年，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敬告同乡书》一文中，他强调革命与保皇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绝无折衷调和的余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号召人们“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并揭露梁启超所说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不过是一种宣传骗术， “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劝告人们不要受骗上当。他又指出：康有为所著《最近政见书》（即《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合刊）的要害，是要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跟着他“死心踏地以图保皇立宪”，其结果必然使广大人民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驳保皇报》一文中，他揭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及充当帝国主义鹰犬的罪行，痛斥保皇派为清政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以及将“保皇”与“爱国”故意混为一谈的狡诈伎俩，指出保皇派所说的“爱国”是爱清王朝，而不是爱“中华国”，他们所标榜的“爱国”，实际上是“害国”。他还批判了保皇派诬蔑中国人民愚昧无知的反动论调，相信中国人民在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完全有能力建设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的这些文章，有力地批驳了保皇派所散布的谬论，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