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思想文化的更新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戊戌变法不但在政治变革上是一次历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从此，中国古老的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在“西学” 和新学的冲击下，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在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撞击中，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维新派志士们在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探索和斗争中，以大无畏的勇敢姿态，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态，进行了痛切的批判和鞭挞。梁启超后来回顾当时思想文化的转变情形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于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许多人，都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进行过抨击和批判。他们在反对旧学、提倡新学，批判“中学”、提倡“西学”的同时，以新的思想内容，新的形式风格，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政论，以势如破竹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而严复对《天演论》译述和进化论的介绍，在思想学术界起了震聋发喷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不可企及的。

除了社会政治思想之外，在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历史学方面，1898 年黄遵宪在南学会的一次讲演中，就抨击了传统史学观点。他认为中国在周朝以前为“封建之世”，“封建之世，世爵、世禄、世官”，统治者“即至愚不道”，“骄淫昏昧至于不辨菽麦，亦腼然肆于民上，而举国受治焉”。自秦以后，为“郡县之世”，“郡县之世，设官以治民”，久而久之，“官与民无一相信，浸假相怨、相谤、相疑、相诽”，贪官污吏，以权弄法，百弊丛生，民不堪命。因此，他认这都是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祸害，必须改变这种政治制度，“以公理求公益”。②就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也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他说，历史“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他指出，这些旧式史书，“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至求其内玫之张弛，民俗之优绌”，以及制度政令之得失，“几靡得而睹焉”。①梁启超这种史学思想，是他后来提倡“史学革命”的先声。

在文学艺术方面，一些维新派人士也在进行新的开拓、探索、尝试和创造。他们把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学西方当作维新变法、救亡图强的重要条件和手段，从而把文学艺术当作推动变法、宣传维新的思想武器。黄遵宪首先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原则，以冲破旧体诗词形式的束缚，

① 粱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第 52 页。

② 《湘报》第 5 号。

①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 59—60 页。

并以自己诗歌创作的实践，成为近代“诗界革命”的先驱。在 1896 年到 1898 年期间，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尽管这些新派诗人对诗歌的改革、创新还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他们往往把西方的一些政治名词和自然科学名词移用于诗歌创作，显得生硬难解，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爱国忧民的激情，反映时代的心声，使得那些吟风弄月、堆砌词藻、逃避现实、摹拟往古的所谓“宋诗派”和“同光体”诗大为逊色。在“诗界革命”的同时，小说的作用也引起了维新派人士的高度重视。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虽然还对《红楼梦》、《水浒》等文学名著抱有偏见，认为是海淫海盗之作，但他从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出发，把小说看成是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他借用康有为的话说：“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②把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看成是能够起到“六经”、“正史”、法令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却是一种大胆而新颖的见解。由于维新派的提倡，变法失败后不久，《新小说》等早期文艺刊物就出现了。

与诗歌、小说等改革创新的同时，散文的创作也有新的创造。长期统治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古文，已经在新的文化浪潮冲击下日益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康、梁等为代表所开创的新文体。他们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表达新的政治思想，既富有说服力，也富有感染力，易于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大量政论，后来被称为“新文体”，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和文风的改造，起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中国汉语语法的第一部著作；宋恕首先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所有这些，都是维新运动的产物。

戊戌变法的另一个重大功绩，就是不但在道理上和言论上强调兴学校、废科学的重要性，而且由皇帝发布诏令实行教育改革。在 1898 年 6 月 11 日发布“诏定国是”诏书中，就要求“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都要“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诏书中明确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6 月 23 日，又颁发上谕：“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7 月 10 日，又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①直到 8 月

19 日光绪皇帝最后一道新政上谕，还决定拨出经费 8500 两，作为开办京师大学堂之用。虽然由于变法很快失败，普遍兴办学校的措施不可能实现，但是中国有了自己创办的近代大学和比较普遍的有了新式中学、小学，则是戊戌变法开始的。

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初步发展，也是戊戌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在维新运动以前，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 1858 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中外新

报》和 1864 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以及 1874 年王韬主编的

《循环日报》。而到了甲午以后，康有为、梁启超 1895 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此外，还有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徐勤、麦孟华等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以及唐才常等在

② 粱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 34 页。

① 《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7，24、34 页。

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湘报》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30 多家。①而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开始有白话报刊出现。

中国虽然是最早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国家，但明清两代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到了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不得不向西方学习。而翻译和出版“西书”，则是学习西方的重要手段。梁启超说：“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泽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②洋务时期所译的“西书”，“兵学几居其半”，这是因为洋务派“震动于其屡败之烈，怵然以西人兵法为可惧”，所以以翻译兵书为主，而所译之算学、电学、化学、水学等自然科学书籍，也“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他批评洋务派不知道西方国家“所以强者不在兵，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由欲前而却行也”。③ 这种状况在戊戌时期有了改变，特别以上海为中心，在《强学报》、《时务报》创刊以后，介绍新思想、新学说的书刊相继出版。仅上海一地除了维新派创办的大同书局之外，还出现了新开设的多家书局，而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亦于 1897 年创建。戊戌变法翻开了中国近代出版史崭新的一页。

戊戌变法不但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开辟了新的局面，在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方面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维新派人士在倡导变法的同时，也特别注意移风易俗的工作。严复指出：“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今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他谴责统治者们对这种恶俗陋习熟视无睹，“以为无与国是民生之利病”，而不知道“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胥于此焉，阶之厉耶！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①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就把戒除妇女缠足作为一项社会革新，广为宣传组织。1896 年，广东籍人士赖弼彤、陈默庵在顺德县倡立“戒缠足会”。随后梁启超也在《时务报》上发表《戒缠足会叙》，宣传男女平等，痛斥歧视、损害妇女的封建陋习。1897 年，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麦孟华、康广仁等又在上海发起“试办不缠足会”。1898 年春，维新派人士集中于湖南，由“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的核心人物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毕永年、樊锥等 16 人为董事，在长沙发起“湖南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②于总会之外，有些县还成立了分会，参加和捐助者十分踊跃。不缠足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在“湖南试办不缠足会”成立的同时，熊希龄还在长沙成立了“延年会”。这个“延年会”是一个树立新凤、反对旧习、破除恶俗、讲求效率的群众团体。它的《章程》规定，会员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都要做体操，不搞无谓的社交应酬，婚丧嫁娶要从简办理，反对起居无节、酒食征逐等等。实

① 参考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第 231—248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 122 页。

③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 68 页。

①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1 册，第 28—29 页。

② 《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433 页。

际上是提倡新的合理的生活方式，改变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

维新派在提倡移风易俗的同时，还大胆地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并且利用海外报纸的消息进行宣传。《湘报》第 56 号转载《国闻报》来自新加坡的消息，称新加坡华人相约剪辫，认为梳辫子既不雅观、不卫生，且对机器生产有碍，对人身安全不利。

戒缠足、禁鸦片、讲文明、重卫生、讲简捷、重效率、剪发辫、易服装、反跪拜、重女权等等，都是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新文化的组成部分，都是除旧习、立新风的社会变革。戊戌变法既是近代中国一次重要的政治变革，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戊戌变法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作为一次重要政治变革，它将永远载在史册。它的失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旧的封建势力虽然腐朽没落，但是对于维新变法来说仍然具有强大的阻碍力量、破坏力量。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虽然朝气蓬勃，但却缺乏实力。而且他们把维新变法看得过于容易简单，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就可轻易实现。对封建顽固势力的估计不足，又严重地脱离了民众。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变化迅速。戊戌变法的活剧刚刚落幕，新的斗争和新的变革又接着开始。而资产阶级维新派也随着时代的前进，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