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临时大总统到正式总统，进而成为终身总统，但他的野心并没有满足，竟然利令智昏，违背历史潮流，梦想恢复帝制。帝国主义则希望袁世凯能够加强对国内的控制，以便通过他来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势力。1914 年前后，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借以夺取大量权益。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卷了进去，无暇东顾。日本企图乘机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并划出

②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97 页。

①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113 页。

② 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 年第 3 期。

战区，供日本作战，听任其武装占领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日军所经之处， “骚扰甚重”，“民不堪累”。

日军攻占青岛后，日本政府认为向中国提出扩大侵略权益的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1915 年 1 月 18 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令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份。他一面恫吓袁世凯说：中国革命党人与日本“政府外许多有钱有势的日本人保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的明确证明，日本政府也许不可能阻止这些人在中国煽动骚乱”；一面又引诱袁世凯说：“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①日置益还对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露骨地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②显然是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号四条，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第二号七条，要求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 99 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利；第三号两条，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附近矿山；第四号一条，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日本政府知道这种把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的要求，将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所以训令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说：“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③袁世凯看到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在华势力相对减弱，而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复辟称帝。于是，他派外交总长陆徵样、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大连、青岛、塘沽等地，进行武力威胁。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 5 月 9 日接受它的要求，其中仅把原来的第五号内容改为日后另行协商。

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是得到了其他帝国主义的默许的。日本和英、俄先取得如下谅解：一、英、俄在华利权，日本按约尽力保护；二、与英、俄利权无关之中国各地，任日本自由行动，不加干涉。美国则劝告中、日双方“相忍相让”，劝告中国不要拒绝日本的侵略要求。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之后，美国又声明，凡日本取得的特权，根据“最惠国待遇”， “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①

“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定，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和反抗。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一致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反日爱国团体纷纷涌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有“爱国会”，山东有“救亡团”，江西有“妇女救国会”，广东有“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有“国事研究会”等。3 月间，上海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国民

① 芮恩施：《一位驻华的美国外交官》第 130 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139 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未中国与日本》第 6 卷，第 73 页，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6 卷，第 257 页。

大会，到会者近 4 万人，大会决议提倡国货，拒用日货。各地纷起响应，迅速形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1915 年上半年，日本输华商品价值较上年下降了 1790 万美元。在汉口，愤怒的人群涌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捣毁日本商店，迫使日本侵略者取消了打算举行的“庆祝会”。北京举行集会示威，每次有众多的群众参加。烟台人民“相戒不卖货物给日人”。各地青年学生纷纷组织团体，进行爱国救亡斗争。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 5 月 9 日为“国耻纪念日”。海外华侨也发动了爱国运动，他们宣传、捐款，并抵制日货。由于全国的反日爱国斗争，使得“二十一条”不能付诸实行。袁世凯对各阶层群众的爱国行动，一概诬蔑为“排外之观念，为野蛮无知之举动”，发布《大总统申令》，“严加取缔”，“严拿惩办”。①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镇压了白朗起义，极力压制爱国运动，并用国家民族权益换取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认为帝制复辟的时机到了。

“二十一条”的交涉刚刚结束，“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到海内外。1915 年 8 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上发表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诬蔑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胡说辛亥革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的结果”，于是得出结论：“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②袁世凯的另一个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紧密配合，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更露骨地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作皇帝，总揽大权。

紧接着就在 8 月间，杨度、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袁世凯的示意下，组织了“筹安会”。他们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挂的招牌是“学理讨论”，其实是政治投机，他们援引古德诺的谬论，胡说“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公开鼓吹复辟帝制。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爪牙函电响应，纷纷派代表进京参加讨论。几天后，筹安会就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于是，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也抓紧时机，收买各方，组织各种请愿团，如京师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乞丐代表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情愿团、孔社请愿团等。这些请愿团和筹安会的各省请愿团一起，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掀起了请愿实行君主制的风潮。

9 月 1 日，参政院开会“讨论”这些请愿书。6 日，袁世凯示意国体问题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粱士诒、杨度等人风闻而动，收买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16 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次日，参政院开会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袁世凯及其党徒又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于是梁士诒、杨度等人再一次发动请愿，推翻了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成案，要求参政院“另设机关，征求民意”。参政院于 10 月 6 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

① 阿英编：《近代外祸史》下，第 115 页。

②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171—172 页。

③ 杨度后来转变，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会议，由“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①10 月 8 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监督下，加紧选举国民代表，即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 月 7 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全部完毕，先后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11 日，参政院开会，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投票。各省代表 1993 人所投的票，全部拥护君主制，并“完全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立即于当天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于同日假惺惺地将劝进书退回，并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①当日，参政院再次开会决定“再劝进”，在 15 分钟内

“草成”长达 2000 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次日一早，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位。13 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同时下令查禁反对帝制的活动。31 日，袁世凯下令明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宝座。这出复辟帝制的丑剧，至此达到高潮。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卖国活动，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断反抗。现在他公然复辟帝制，使一些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也看穿其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野心。自称多年来“不惜竭吾才力，且牺牲一切，以谋辅翼袁氏”的梁启超，②也看到袁世凯已成“众矢之鹄”，“大乱即发于旦夕”，而为之“不寒而慄”。③反帝制复辟的怒火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

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活动。1915 年间，孙中山一面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1 月 10 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 月初，发动停泊上海的肇和舰起义，但被镇压失败。孙中山除联络会党、军队起义外，还联络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准备武装反袁。在袁世凯称帝时，中华革命党是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欧事研究会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抛弃了“停止革命”的错误政策和“缓进”主张，确定了武装讨袁的道路，联络中华革命党、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军阀，进行反袁活动。1915 年 12 月，李烈钧等人相继到达昆明，联络策功唐继尧等云南军界人士武装讨袁。欧事研究会成为讨袁斗争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先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后来遭到袁的遗弃。他们不满意袁世凯复辟帝制，同时看到全国人民猛烈反对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垮台在所不免，看到革命党人在西南策动武装反袁，深恐在袁世凯倒台以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时，①他们便转而走上反袁的道路。

梁启超的转向反袁，对他的弟子蔡锷有相当影响蔡锷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将领，自离云南入京以来，一直在袁世凯的监视下。他谨慎沉静，巧妙地施放烟幕，掩盖他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愤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次日，蔡赴律与梁启超密商反袁，表示“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去干这一次不可”。②决定文武两步方案，梁发文章，夺舆论先声！蔡见机潜回云南，起

①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 201 页。

① 《政府公报》，1915 年 12 月 12 日。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 10 页。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714—715 页。

① 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盾鼻集》，《函牍》第二，第 13 页。

② 《蔡松坡先生遗集》第 1 卷，第 20 页。

兵讨袁。

1915 年 9 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 20 万元的收买，不顾枪弹威胁，毅然于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③随后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的一些报刊相继全文转载。文章虽立足于劝说，

对袁世凯的批评留有余地，但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文章发表后，在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震动。约 11 月上中旬间，梁启超帮助以养病为名来到天津的蔡锷登上日轮山东丸，秘密赴日转滇。

云南的一部分军官和士兵，在李烈钧等人的鼓励下，早就酝酿武装讨袁。由于云南将军唐继尧模棱两可，不能迅速行动。蔡锷到后，统一了各派力量，于 1915 年 12 月 25 日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的“护国军”。1916 年元旦，袁世凯在新华宫受百官朝贺的时候，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公布其十九大罪状。蔡锷推唐继尧为都督，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1916 年 1 月 27 日，贵州宣布独立。武装反袁斗争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昆明人民自动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踊跃参军，“缴纳捐款的争先恐后，早晨一开门，就拥挤来交，至晚不止”。①海外华侨也热烈支援，南洋侨胞早已汇款 70 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一百余万，来源仍络绎不绝”。“美洲华侨、澳洲华侨来电认捐，闻数在二百万左右”。②群众的热烈拥护，决定了反袁战争的胜利。

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非常悬殊的。袁世凯集团总兵力 13 个师、17

个混成旅，总计 38 万人；即以曹锟、张敬尧等统率 4 个师 3 万余人，三路进

攻云南。护国军总兵力两师一混成旅，总计才 2 万多人；由蔡锷所率入川部队仅六七千人。1916 年 1 月，蔡锷分兵三路，进攻沪州、叙府等蜀南各郡，全川震动。2、3 月间，袁世凯派援川大军达 10 万人，与蔡部护国军在川南激战。护国战争促进了反袁斗争形势的发展，继贵州之后，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广东在中华革命党压力下也被迫独立。中华革命党以居正为总司令，在山东攻克十余县城，其他如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苏等地，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帝国主义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也因形势的变化而有了变化。袁世凯在加紧酝酿帝制时，日、英、俄、法等国就一再提出警告，指出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直接间接影响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迟早必败，转而变为倒袁政策。1916 年 1 月 15 日，日本突然宣布不接待原来准备以亲王殊礼接待的袁世凯派向日皇赠勋的特使周自齐，而且在通知中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

①

日本对帝制态度的变化，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打击。袁世凯的亲信也感到复辟帝制已经绝望，不愿跟着他同归于尽，因而各谋出路。段祺瑞和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的心腹大将，他们都期望继袁之后出任大总统，因此对建立袁家世袭王朝一开始就表示消极。在袁世凯积极策划帝制期间，段祺瑞离开

③ 该文亦载《大中华》杂志第 1 卷第 3 期，虽署 1915 年 8 月 20 日出版，但因衍期，出版日期为倒填。

① 由云龙：《护国史稿》，《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 7 期。

② 《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第 2 卷第 2 期。

①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7 卷，第 30 页。

他长期担任的陆军总长职位，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以江苏将军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国务卿徐世昌是袁的老朋友，也辞职而去。大多军政长官也都逐渐和袁世凯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集团至此已分崩离析。冯国璋和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密电其他各省将军征求同意。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被迫于 3 月 22 日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4 月，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他自己则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5 月 8 日，各独立省份的军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煌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由于袁世凯不肯下台，全国舆论更为愤慨，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励，扑杀此獠，以绝乱种”。②海外华侨也纷纷发出声讨通电，要求将袁世凯“执行国法”。① 5 月 9 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②他表示不仅要打倒一个袁世凯，并且要和所有同袁世凯一样的反动派斗争下去。

然而袁世凯并不死心，5 月 29 日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的申令，把帝制罪责全推给了别人，同时还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作垂死挣扎。但形势继续向着同袁世凯所希望的相反的方向发展。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都是袁世凯一向宠信的心腹，迫于形势，也于 5 月 22 日和 29 日相继宣布独立，这使得他最后策划的军事挣扎也已绝望。6 月 6 日，袁世凯这个独裁者、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和最后垮台，是全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结果。他的所作所为极不得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为人民所睡弃。辛亥革命促成民主思想的高涨，在反袁斗争中仍有其积极影响。

护国运动中，各派反袁势力，包括取得主要领导权的进步党人在内，不论他们有什么企图，都不能不以维护民国、恢复共和制相号召。护国战争的结果，推翻了“洪宪”帝制，埋葬了袁世凯，而且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

《临时约法》和国会。因此，护国战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但是，护国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又归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移，人民还是毫无所得，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② 《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袁氏盗国记》下册，第 13 页。

① 《南洋华侨电》，《袁氏盗国记》下册，第 31—32 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 3 卷，第 284、2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