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兴办洋务，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尽管洋务派提出的“自强”主张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社会制度，但是在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看来，却是有悖“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的荒谬之举。持有这种观点的大臣官僚和士大夫为数不少，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师”为尊，具有相当强大的思想政治势力和深远的社会基础。这一派人物的共同特点就是墨守陈规，故步自封，拒绝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任何变革。对于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近代的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等措施，都认为是违背祖制，“用夷变夏”，于是就百般抵制，深恶痛绝。还在奕与慈禧太后联合发动“辛酉政变”之后不久，就由于奕首倡洋务，引起了以倭仁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不满。当时奕一手主持与外国交涉，得以保持“和局”；而慈禧太后得以在两宫垂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8 册，第 2675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8 册，第 2700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4，第 17 页；卷 1，第 26 页。

帘听政中掌握朝廷实权，也有赖于他的支持。奕在满族贵族中具有很高地位。对于顽固派的攻击，奕和洋务派并不示弱，他们进行了大胆的反击和驳斥。慈禧太后权力欲极重，又善于玩弄权术，她为了大权独揽，就施展其权力平衡的手腕，一手扶植那些反对奕和洋务派的顽固势力，用以牵制奕

和洋务派；一手又重用和支持洋务派，同意他们推行“自强新政”。洋务派虽然屡次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但洋务运动还是冲破重重阻力，艰难曲折地推行起来。

洋务派和顽固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两派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制船造炮，以资“求强”，西方诸国是不知礼义的“蛮夷”，还是科学技术进步、政教昌明的国家？洋务派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为了富国强兵，应该向西方学习；西方各国不但有自己的政教制度，而且国富兵强，已不是什么“蛮貊夷狄”。顽固派则认为，学习西方就是“用夷变夏”，破坏了“夷夏之大防”，违反了“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对各种洋务活动坚决抵制。两派争论的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开明与守旧的不同政见之争。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在洋务运动开始的最初几年，还未表面化。到了 60 年代后期，两派的斗争开始激化。斗争是由 1867 年关于同文馆是否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争论引起的。1866 年末，奕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了适应洋务事业的需要，他建议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并拟订章程六条，希望朝廷早日批准施行。1867 年，御史张盛藻首先上折反对，认为天文算学等事，宜归钦天监、工部分别选拔生员和武弁学习，科甲正途人员都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之士，何必要他们“习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如果要他们学习天文算学，那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的这个主张被清廷“著毋庸议”，予以否定。半个月之后，倭仁又上奏折，主题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进而提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加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师事夷人”？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就会“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随后，候补知州杨廷熙更把同文馆视为“不祥之物”，把“久旱不雨”、“阴霾蔽天”、“大风昼晦”、疫病流行等自然灾害，都归罪于设立同文馆。而奕也被顽固者流送了个“鬼子六”的绰号。奕等不肯示弱，对倭仁等人的论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设立算学馆，目的在于“徐图自强”，而不是“空讲弧虚，侈谈术数”。说倭仁“以道学鸣高”，故作危言耸听之论。“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谈者亦将为之心灰气沮”。他援引李鸿章的话，指斥倭仁等“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并斥责倭仁所说的“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空言滥调，于实际毫无用处。①经过激烈的争论，倭仁虽然由于对洋务一窍不通，不得不撤消原议，但天文算学馆的报名应试者也大为减少。这次争论，实际上是要

① 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7，第 15—16、24—25 页。

不要办洋务，要不要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一场政治斗争。

继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掀起的轩然大波之后，到了 1880 年，刘铭传建议修建铁路，又引起一场争论。对刘铭传的建议，奕、李鸿章等表示支持，但却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刘锡鸿认为修筑铁路有百害而无一利，说什么“我国乾隆朝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西洋亦效贡而称臣”。御史屠仁守说：“自强之道，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他们不但反对修铁路，也反对一切近代的机器制造工业。

1875 年 1 月，同治皇帝病死，慈禧太后立醇亲王奕◻四岁的儿子载湉为皇帝，改元光绪。奕◻为咸丰皇帝之弟，其福晋为慈禧太后之妹，所以载湉既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又是她的外甥，亲上加亲。载湉当时又在年幼，便于慈禧太后控制，以继续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极力拉拢奕◻，并利用他排挤奕

。奕◻宠信日隆，势力也随之膨胀，而奕的权力则有日渐减弱之势。在军机处内部，也逐渐形成所谓“南北”两派。南派首领为沈桂芬，江苏吴江人，他与奕、文祥关系密切，属于详务派。北派首领为李鸿藻，直隶高阳人，与倭仁等人气味相投，过从甚密，属于顽固派。由于洋务派在军机处占了多数，李鸿藻感到力单势孤，于是笼络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的周围，以壮大声势。这些“台谏词垣”也以依附李鸿藻为进身之阶，以议论朝政、抨击权贵相标榜，号称“清流”。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陈宝琛都是“清流派”代表人物。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文祥和沈桂芬先后于 1876 年和 1880 年去世，李鸿藻的势力加强，排斥异己，一些洋务派官僚受到排挤和打击。被奕诉、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于 1879 年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走下，只得卸职返回湖南原籍，连他写的《使西纪程》也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到诋毁，终至毁版。不过这时洋务事业已逐步推行，势难遏止，洋务派的势力也依然相当强大。慈禧太后虽然蓄意不使洋务派尾大不掉，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不能不依靠洋务派的某些首领人物。“清流派”中对兴办洋务并不都持反对态度，而且也不是固定不变，其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后来就成为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