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

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恐惧和仇恨。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认为维新变法思想是“异端邪说”，叫嚣“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指维新派）”。②要求严惩康有为，扑灭维新派。这种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在湖南表现得尤其尖锐。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纠集一批守旧士绅，向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使时务学堂的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 并要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摒退梁、唐。这一要求被采纳，他又伙同豪绅兼旧式学者叶德辉、孔宪教等人煽动他控制的书院部分学生，制订所谓《湘省学约》，规定了“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条规，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抵制维新思想的影响。他们著书撰文，攻击平等、民权学说为大逆不道；逼走长沙南学会主讲人之一的皮锡瑞；并给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维新派激进青年樊锥加上“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的罪名，①将其驱逐出境。他们纠集一些人到南学会哄闹，殴打《湘报》主编，运动同乡京官向清廷上奏，攻击湖南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官员。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是当时全国斗争的一个缩影。

为抵制维新变法，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一改当初赞助强学会和称赞《时务报》的态度，转而与维新派为敌。1898 年 3 月，他写了《劝学篇》，成为对抗维新变法的代表著作。这本书分为内、外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②所谓本，指的是维护封建制度的纲常名教，这是不能改变的。所谓“通”，指的是要学习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和坚船利炮，这是维护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手段，可以变通兴办。但是对民权、自由、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的观念，则力加排斥。全书宗旨，仍然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调。由于张之洞在此书中采取了调和中西、折衷新旧的态度，因此给人以不偏不倚的假相，而且又带有较多的“学术”色采。此书一出，立刻引起许多人的赞赏，并且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认为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发布上谕，指示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 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社卮言”。③因此，《劝学篇》得以“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一些西方人士也对之大加称赞，先后译成英文、法文出版。1900 年纽约出版的英译本，还加上了《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可见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势力的支持，远远超过了对维新派的注意。

维新派人士对《劝学篇》的刊行，深为反感。指出它“不特无益于时， 而且大累于世”；指责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

② 曾廉：《元书》卷 102 上，第 8 页。

① 《翼教丛编》卷 5，第 1 页。

② 《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220 页。

③ 《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43 页。

下以顾一家”。①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洋务派由于甲午惨败、洋务破产而暂时失势，多数人对维新变法采取观望态度。而张之洞则以貌似公正的面目， 以封建卫道者自居，对维新派某些人提倡的兴民权、开议院表示坚决反对， 说什么“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认为“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君臣之义，与天无极”，坚决主张保持君主专制制度。不过，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主要不是在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进行，而是在维新派与顽固势力之间展开的。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

针对维新派要求变法的主张，顽固势力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宣称祖宗之法是古圣先王留下来的治国之道，只能恪守，不能改变，否则就是违背天理，祸乱国家。维新派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指出事物的进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世间的万事万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 因此“祖宗之法”也不可永远不变，“不变一言，决非天运”。

维新派根据事物“新陈代谢”的法则，得出“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的结论，②认为“祖宗之法”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各朝典章制度的变化，特别是清朝自身从鸦片战争以后 50 年间，清朝军队的武器由“刀矛弓矢”变为“洋枪洋炮”，以及政府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事实，论证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他们嘲笑顽固守旧的大臣们说：“古而可好，又何必为今人哉！”

维新派在批驳顽固派的时候，把变法与救亡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中国积弊已深，又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要挽救危亡，必须维新变法。康有为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中国的变法更是刻不容缓，不变法就只有灭亡。他们诘问顽固派：“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 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①这是对顽固派反对变法最有力的驳斥。

维新派变法主张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要改封建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而实行君主立宪，就要学习和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使他们得以参与政权。因此曾提出过开议院的主张，也有人提出过兴民权的意见。而这些正是顽固势力所不能容忍的。顽固派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最完善最美好的政治制度，万万不可更改。维新派则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正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中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开设议会，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可以“解生民于倒悬之危，置国家于磐石之安”。② 为了从根本上论证封建君主专制的不合理性和君主立宪的合理性，他们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对君主的起源和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的观念，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①谭嗣同也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既然君

① 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第 1 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98 页。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97、198 页。

② 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195 页。

① 严复：《辟韩》，《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81 页。

可以由民“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所以“君末也，民本也”。②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和君主“受命于天”的封建说教，为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提出了理论根据。

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并特别强调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他们认为要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学。”③顽固派则攻击维新派兴办学校的主张是“名为培才， 实则丧才”，“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④认为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不可改变。维新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旧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他们甚至说“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⑤

这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思想上的交锋，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战。这场争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学和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通过这场争论，进一步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思想，也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思想论争，往往是政治斗争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前导，一场维新变法活剧的序幕已经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