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民主革命运动日益发展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清朝暴政的自发斗争也日益高涨。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民族灾难深重，农村经济残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广大工农群众自发的抗暴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

1902 年，因摊派赔款，“抗捐滋事之案，层见叠出”。在广泛的抗捐风潮的基础上，直隶广宗等地农民举起“扫清灭洋”的旗帜，四川巴县一带会党以“灭洋剿清兴汉”为号召，湖南邵阳人民则组织“大汉灭洋军”，发动武装起义。广宗群众推景廷宾为首，联合钜鹿、南宫、威县一带农民，抗“洋差”，抗赔款，攻教堂，抗清军，影响及于河南、山东，北京震动，在 19

世纪末年爆发的广西陆川、武鸣会党起义，到 1902 年，广大农民纷起响应， 斗争火焰迅速蔓延到广西南部和西部的十余州县。随后，起义地区愈广，势力愈强，烽火燃遍全省，广西巡抚发出了“几于无人不匪，防剿俱穷”的哀鸣。这次会党起义，有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参加，曾波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清政府为此用兵数十万，到 1905 年虽然将起义镇压下去， 但始终未能将斗争火焰完全扑灭。会党首领王和顺等后来参加了同盟会。

伴随着抗捐抗税的斗争而普遍兴起的抢米风潮，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经济的残破和广大农民的苦难。

1906 年，江苏受灾严重，地主、商人乘机囤积居奇，米价暴涨，灾民忍无可忍，掀起了猛烈的抢米风潮。靖江、山阳、扬州、泰州、镇江、清江、苏州等处先后聚众数千人，拦抢米船、捣毁米行、钱庄、当铺、衙署；徐州府属丰、沛、砀山等县农民群起抗租，地方官吏压制干涉，激成暴动。浙江省仙居县农民抢夺绅富米谷，泗安镇农民抗阻奸商运米出境，杭州也发生了抢米事件。安徽省徽州府各属农民成群结队，集体抢粮。湖南省衡、永一带

灾民“结队求食”。湖北省兴国、武昌、通山，河南省汝州、关林、新野、西平，江西省吉安、瑞昌，奉天省营口、辽河东岸、凤凰厅、安东等地，都发生了农民暴动，或抗捐，或抗粮，有的攻入县城，毁署劫狱，有的捣毁厘捐局卡，有的竖旗举事，鸣锣出队，抗击官军的镇压。内蒙古伊克昭盟和郭尔罗斯前旗也先后爆发了蒙古放人民反对无止境的“放垦”和加重各族人民负担的反抗运动。广西壮、汉各族人民在柳州、南宁等地打开牢狱，放出囚犯，劫走饷银，发动了武装起义。

各地农民斗争此呼彼应，持续高涨。1907 年陕西“蔓延十余州县，前后亘四阅月”的抗捐斗争，江、浙等省的抢米风潮，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沉重差徭的暴动，奉天辽阳满、汉人民反抗牛马捐的斗争；1908 年吉林延边朝鲜族人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1909 年直隶迁安县数万农民的抗捐暴动，江西袁州数千农民的抗捐起义，等等，都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农民抗暴运动。1910 年，出现了数十年所未有的严重灾荒，各族人民的反抗浪潮更加高涨起来。这一年发生抢米事件的地区遍及南北各地。江西抚州抢米，参加者达 1 万人；焚抢江苏海州海丰面粉厂的饥民达 2 万余人；湖北沔阳饥民围抢富户后，又列队对抗前往弹压的官军；湖南长沙饥民一夜间将城厢碓房、米店 100 余家一齐捣毁，次日又焚烧巡抚衙门，焚烧和捣毁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盘剥人民的机构，斗争的锋芒还指向帝国主义的教堂、洋行以及一些洋货商店，参加斗争的人数达 2 万以上，并波及益阳、宁乡、湘潭、湘阴、安化、岳州、宝庆、常德、澧州、衡州、浏阳各地。抗捐抗税斗争也到处发生。江苏省反抗调查户口风潮，遍及宜兴、江宁、吴县、震泽、武进、阳湖、丹徒、金坛等地。广东省罗定、连州、大埔，浙江省长兴，云南省昭通，直隶省易州，都曾发生反对调查户口的骚动。调查户口、钉门牌，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措施之一。官绅借调查户口为名，按户敛钱，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激烈反对。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清政府吏治的腐败和“预备立宪”骗局在群众心目中的破产。此外，因筹办“地方自治”、“乡村巡警”及其他“新政”而加捐加税，也造成无数次大小“民变”。例如，广西怀远县因加抽油捐，激起 121 村的农民起义，永淳县、藤县、岑溪县农民为抗缴新捐而发生暴动；河南省叶县农民抗捐，聚众一二万人，长葛县发生万人暴动，密县农民拆毁县署；山东省莱阳县因贪官劣绅滥增新捐新税，吞蚀积谷，激起了由曲诗文为首的农民起义，参加的群众达五六万人，海阳、荣成等各处农民纷起响应。

1911 年 7、8 月间，大雨滂沱，江河泛滥，长江两岸自宜昌以下，一片汪洋，几成泽国。湖南饥民达数十万之多，每日饿死者不下千余人。于是安化、溆浦、新化、浏阳群众“相约执戈蜂起”，衡州、永州、宝庆三府农民捣毁官运局，岳州、南州、华容等地“抢米谷者不知凡几”，桂阳、郴州、永顺、靖州、辰州均纷纷禀报“匪徒”滋事。两湖地区形成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亿万农民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遍及全国的农民抗暴斗争的持续发展，震撼着清朝统治的基础，预示清王朝的末日即将到来。

反洋教斗争仍然不断发生。《辛丑条约》订立后，外国传教士更加横行霸道，气焰嚣张，因而在浙江、湖北、江西、四川、河南、广东、福建、安徽、直隶、山东、山西、云南、西康等省都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激烈反抗。仅据《东方杂志》的记载，1904 至 1908 年间，发生“闹教”的地方就有 35 处。实际上在 20 世纪初年发生反洋教斗争的州县在六七十以上。1903 年浙江桐

庐濮振声“仇教起事”，1905 年湖北宜昌、沙市间居民设立“灭洋”义勇队， 1906 年安徽霍山张正金、河南遂平苗金声“毁堂杀教”、“戕官劫狱”和江西的“南昌教案”，都是较为著名的事例。

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是群众抗暴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增加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增大。在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 工人阶级不断发动反抗。例如，1904 年四川成都兵工厂 600 名职工举行罢工， 抗议工头任意克扣工资；1905 年盛宣怀暗将上海华新纱厂卖给日本资本家， “该厂自归日人经理后，工人大不满意”。4 月，日方准备裁减工人，激成暴动；同时，上海集成纱厂工人因反对工头的压迫和剥削，4600 余人举行罢工，捣毁厂内部分设备，并抗击外国巡浦的镇压；5 月，萍乡安源煤矿外国工程师无理扣发工人工资，激起罢工。工人们捣毁洋房，痛打监工，并准备夺取军械，迫使该厂的帝国主义分子星夜乘火车逃往湖南醴陵。后来，矿方被迫同意照发工资，罢工才渐次平息。此后，各地罢工斗争继续发展，罢工次数不断增多，罢工规模日益扩大。其中较著名的有：1906 年，上海虹口瑞纶丝厂外籍经理无理扣发工人工资，全厂女工 1000 人立即罢工，终于迫使厂方照付工资。1907 年，山东坊子煤矿矿坑爆炸，110 名工人遇难，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愤怒，罢工持续了数周之久。1911 年 8 月，上海闸北协和、晋昌、长纶、锦华等丝厂克扣工人工资，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四家工厂女工 2000 余人举行罢工以示抗议。20 世纪初年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在迅速成长过程中，已经与农民阶级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把广大群众的反抗怒潮引进了城市，更加直接地打击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中心，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