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一、社会变动中各种思潮的涌现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处于所谓”学问饥荒”年代。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人们以无比的热情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每一新书出， 译者动数家。新思潮之输入，如火如茶，然则皆‘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 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①各种思想、理论，和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相结合，于是涌现出各种思潮，诸如民族解放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君主立宪思潮、地方自治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国粹主义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等等。孙中山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中汲取营养，把这些思想集中起来，制订出简单明确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遂成为革命党人的指导思想。君主立宪、地方自治、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想多为改良派人士所倡导，并成为他们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思想动力。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则是革命阵营所派生的两个别具特色的支流。

1905 年 2 月，《国粹学报》月刊在上海创刊，标志着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章炳麟、刘师培、邓实、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等是《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们大多是“国学”根抵较深的革命党人。《国粹学报》在

《发刊辞》中声明：“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不存门户之见， 不涉党派之私。”从创刊到武昌起义后停刊，七年共出 82 期，是革命报刊中生命最长的一种，在同封建文化联系较深的爱国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 并得到一些改良派人士如郑孝胥、张謇等的赞扬，对于一些守旧而又有点反满情绪的文士也有相当的吸引力。除《国粹学报》外，他们还在上海设立了“国学保存会”和藏书楼，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1906 年。章炳麟到日本东京主编《民报》，又把大量国粹主义的文章塞进《民报》，还在《民报》社内设立“国学振起社”的事务所，主讲“国学”，发行讲义， 号称“国学泰斗”，一时声势颇盛。

什么是“国粹”？国粹派认为，“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学”、“典章制度”、“人物事迹”。①为什么要提倡“国粹”？ 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排满光复”。他们从所谓“夷夏之辨”的封建传统思想出发，认为中国理应由汉族统治，从而把包括满族在内的历代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一律称之为“亡国”，借此激动人们的“排满”情绪，献身于“光复故国”的大业。二是从古代的“良法美意”中寻找某些可以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有所怀疑，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缺乏信心，企图从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中去寻找救时的药方。

国粹派继承了明末清初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思想，但注入了新的内容。除强调“排满”是反对“满洲政府”而不是一般满族平民外，还把“排满”与政体改革、社会进步联系起来，从而使之获得了新的阶级和时代的特色。不过，他们对古代历史、民族起源和民族关系作了许多错误的论述，并散发着

① 粱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72 页。

① 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 6 号。

浓厚的大汉族主义的气息，具有消极作用。

国粹派也不是封建的复古主义者。他们郑重声明，“国学”不是“君学”，不是“孔学”。他们认为孔子的学说和其他诸子的学说一样，“仅列周季学派之一”，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他们倡导的“古学复兴”， 是以西欧早期的文艺复兴为蓝本的，力图从古代文化中发掘出民主的乃至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为对国故的整理，国粹派从经籍中撷采关于民族斗争、民主思想的材料，在“保存文献”、“会通学术”、“创定义例”等方面，也确实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不过，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太深，往往沉溺于故纸堆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对资产阶级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理解太少，用以比附古代典章，往往不伦不类，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超越资产阶级制度的可行方案。国粹派总是引导人们向后看，从而干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

国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反映了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汇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把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与吸取和改造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已经成为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国粹派没有能够解决这个课题。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消息传入中国，可以上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20 世纪初年，包括《苏报》、《政艺通报》、《浙江潮》、《江苏》、《民报》在内的许多报刊，都发表过介绍和赞扬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并出版了一些译著。1907 年夏，张继、刘师培、何震（刘师培妻）等在日本东京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女子复权会”，出版《天义报》半月刊，李石曾、吴敬恒（稚晖）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刊。他们各以所据刊物为阵地，鼓吹无政府主义，标榜“倾覆一切强权”，从而在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形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在留日、留法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天义报》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主编为何震，主要撰稿人为刘师墙、汪公权等，以鼓吹废弃人治、废兵、废财、废除政府，“人类均力”， 妇女解放、破除家庭为特色。“人类均力”是其理论核心。刘师培在《人类均力说》中认为，平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要实现人与人平等，就必须消除分工，使“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力相等，义务相均”。为此， 他设计了一个“均力主义”方案；以乡为社会的基本自治单位，设老幼栖息所以抚老育幼，20 岁以前学习语言文字、科学及器械制造，21 至 36 岁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农耕、筑路、开矿、建房等，37 至 50 岁从事轻体力劳动， 如烹饪、运输货物等，或担任技师、医师等工作，除农忙外，每人每日劳动仅二小时，所余时间，“均可各择其性之所近”，“从事于学”。很明显， 这是一个以小生产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王国。在他们激烈反对一切强权的掩盖下，包藏的却是小生产者对大工业发展的恐惧，这就使以《天义报》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民粹主义的特色。

《天义报》刊行时间不长，但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对一部分同盟会员如章炳麟、陶成章等有很深的影响，直到 1910 年重建光复会，仍可觉察到这种影响是导致同盟会分裂的因素之一。

《新世纪》和同盟会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它的主编是李石曾、褚民谊、吴敬恒，由张静江出资创办。他们虽然把无政府主义作为终极目标，反对强权、特权；反对军备，反对法律，反对赋税，反对财产，但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呈社会进化的“过渡物”，承认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过渡”到无政府主义的必经阶段，这就使得以《新世纪》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以孙中山

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有了共同的语言，主义虽“稍有异同”，并不妨碍“同为革命党”，并不妨碍“协力以图”反清的革命。此外，他们在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努力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腐朽统治，主张“三纲革命”、“祖宗革命”、“破除迷信”、“革孔丘的命”，批判儒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不失为革命民主主义的一支友军。自然，他们出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需要，攻击民族主义是“不凭公道真理”的复仇主义，指责民权主义实际上是“富权”，是自利主义，诋毁革命民主派都是“为功名利禄”，“不脱乎自私自利”等等，以偏概全，混淆视听，也起了恶劣的消极影响。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时髦的外衣，借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挟甚高之主义，以抵制他人之实行”，在当时就曾遭到革命民主派的严正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