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会请愿运动”和保路风潮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大为振奋。在国内， 1906 年 12 月，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商学界 200 多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推福建郑孝胥为会长，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为副会长。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等在广东成立自治会，彼此唱和。在海外，康有为宣布，从 1907 年元旦起，保皇会改名为中华国民宪政会；7 月，梁启超、蒋智由等在东京组织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规模的政闻社，遥相呼应。这些团体的共同宗旨是：拥护清政府“预备立宪”，“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反对革命，从此，资产阶级改良派遂被称为“立宪派”。政闻社提出四大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在《政闻社宣言书》中，一面表白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一面指出“现政府”既为被改造的对象，便不可能主动地进行改革，因此以唤起国民的政治热情、增进国民的政治知识、养成国民的政治能力为己任。政闻社出版了机关刊物《政论》，指陈内政外交的利害得失，向清政府

提出建议和“警告”，为立宪大造舆论。1908 年 2 月，政闻社本部迁往上海，在总务长马相伯主持下，创办法政学堂，联络各立宪团体，交结王公大臣，逐步建立沿江沿海及南北各省的分支机构，展开了公开的和秘密的活动。

清政府的“官制改革”遭到立宪派的非议。“满族内阁”出台，湖南留日学生熊范舆便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新官制评议》，指出从官制改革看来，“政府主倡立宪之结果，适足愈巩固其专制势力耳”。《申报》刊载的

《敬告丁未年新年诸君》文中也有“改革官制，视为具文，集权中央，迹近专制”的话。从 1907 年秋起，立宪派开始把请愿速开国会作为推动立宪的近期目标。10 月，熊范舆、沈钧儒等联名上书，请在一二年内开设国会；御吏江春霖、给事中忠廉等奏请召开国会。12 月，湖南举人萧鹤样上书请开国会。1908 年 6 月，康有为联合华侨中的立宪分子，以海外 200 余埠华侨的名义上书请开国会。7 月，政闻社在《为国会期限致宪政馆电》中正式提出三年内召开国会的主张，并策动王善荃奏请“颁发明诏，定期三年，召集国会”。预备立宪公会则移书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以及河南、安徽、直隶、山东、山西、四川、贵州等省立宪派首领，相约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递国会请愿书，要求代奏。8 月，各省请愿代表纷纷入京，他们的国会请愿书都征集了许多签名。例如，八旗请愿书签名的有 1000 多

人，山东请愿书签名的有 2000 多人，吉林签名的有 4000 多人，广东的 11000

多人，浙江达 18000 多人，使运动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群众性。

国会请愿运动使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是“民气喧嚣”、“横议干政”的表现。曾派往国外考察宪政的大臣于式枚几次奏请缓行立宪。他摘引《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中“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摧专制之锋”等几句话，指为“逆党煽惑”，要求“随时劝导，遇事弹压”，“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以免“别滋事端”。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清政府立将陈景仁革职，并宣称“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指梁启超等），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接着又以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谋煽惑，扰害治安”的罪名，通令全国，严行查禁。①这是“杀鸡给猴看”，请愿运动暂时被压了下去。

谘议局的设立使立宪派取得了代表“民意”的合法资格，他们于是以诸议局为基地，再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

1909 年 10 月江苏谘议局成立后，议长张謇即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指出：列强侵略日益加紧，形势危急，召开国会是为了合全国人力以“拱卫国家”，犹如“拯溺救焚”，岂可迁延观望；政府所说的筹备事宜，大部分都不是在国会召开之前必须完备的，而且有些还是须待国会成立之后才能做到的；各省士绅一致希望速开国会，如果请愿再三而毫无结果，则“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那时国家前途就不堪设想了。因此，必须缩短预备立宪的年限，定于宣统三年（1911 年）召集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为了使清廷接受这个主张，张謇既策动江苏巡抚瑞澂联络各省督抚合词奏请，又通电各省谘议局并派孟昭常、杨廷栋、方还等分赴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总第 5951、5967 页。

各省游说，组织联合请愿。12 月，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广东、广西、福建、山东、直隶、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 16 省谘

议局代表 50 多人齐集上海，假预备立宪公会会所连日讨论，最后决定组成

30 多人的请愿代表团诣阙上书。张謇又特写《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给代表们饯行，强调指出一个“诚”字，希望代表们“秩然秉礼，输诚而请。⋯⋯ 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①

1910 年 1 月，各省谘议局代表相继到达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代奏。请愿书的措词是以维护清朝万世一系立言的，声称速开国会是“巩固皇祚”的根本。但清廷以“国民知识不齐”为理由，坚持国会的召开须等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之后。请愿宣告失败。

请愿失败后，代表们本着“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的精神，首先通电发表《国会请愿代表同人奉上谕后通知书》，说明清政府已经拒绝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的要求，呼吁各省绅商、团体，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再次请愿。然后，又在北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号召各地士绅参加到国会请愿同志会中来，以扩大请愿的声势，并为建立一大政党奠定基础。国会请愿同志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国民公报》，还指定由江苏、广东、直隶三省派人到内地各省和南洋各埠进行立宪的宣传鼓动和请愿的组织工作。同时，梁启超又主编《国风报》，发表《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责任）政府并行》等文，指导请愿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并通过各种关系和国内的请愿活动取得联系，密切配合。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立宪派组织了号称代表 20 多万人的十个请愿团体再度晋京请愿。1910 年 6 月，各省谘议局代表、商会及商界代表、教育会及学界代表、官绅代表、各宪政公会及政界代表、海外华侨代表等齐赴都察院呈递请愿书。清廷经过二次御前会议，借“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理由，再次拒绝了请愿团的要求。

请愿的再次失败并没有使立宪派气馁。张謇以江苏谘议局议长名义发表公启，号召各省议长齐到北京，组成“议长之请愿团”，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陈请建议，“以期必达”，“别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8 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推汤化龙为主席、蒲殿俊为副主席，通过了向资政院提出的请开国会等议案。各省立宪分子更向上争取督抚，向下发动工农商学兵群众签名，准备在资政院开会时举行规模空前的第三次请愿。

1910 年 10 月，资政院正式开会。国会请愿代表团孙洪伊（顺直谘议局议员）等即向资政院呈递请愿书，指陈国外则列强日逼，国内则民变蜂起，请资政院迅速提议于宣统三年内召集国会，以救危亡。同时，各省立宪分子又纠众向当地督抚请愿，要求奏请开国会。天津千数百人齐赴督辕，“反复哀恳”。太原、开封、福州等省城都有“聚集数千人”向督抚“吁恳”的活动。奉天则各府县纷纷写信给谘议局，准备“纠合万数千人”到省城“吁求”。云贵总督李经羲感到如果不答应成立责任内阁和迅速召开国会，则“大局难支，人心愈涣”，电商各省督抚联奏“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会”。他的建议得到程德全、孙宝琦、锡良、袁树勋等 18 个督抚的同意，并先后两次联名向清廷发出了请设内阁和国会的电报。

① 《张季子九录·文录》卷 10。

资政院内部，也在请愿运动的影响下掀起波澜，一致通过了《陈请速开国会具奏案》。在强大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做些“让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于宣统五年（1913 年）召开国会，国会未开以前，先厘订官制，设立内阁。立宪派内部产主了分歧。张謇、汤寿潜等认为请愿已经取得一定成效，遵“即日散归”的诏令，停止请愿活动。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坚持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的原议，谋在北京组织第四次请愿。东三省士绅则一面请总督锡良代奏，一面派代表赴京，仍请速开国会。顺直谘议局也继续向直隶总督陈夔龙提出请速开国会的请求。这时，清廷开始采取强硬态度，请愿者被指为“无识之徒，⋯⋯聚集多人，挟制官长”，“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命令立即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并以“深恐奸人暗中鼓动”、“希图扰害治安”为借口，禁止请愿活动，明白宣布，各省如果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该省督抚应即“查拿严办”。谕旨传到天津，天津学生罢课抗议，并通电全国，呼吁各学堂同时罢课请愿，“期宪政即日成立”。陈夔龙派出军警数百名进行弹压，将为首的温世霖发戍新疆。第四次请愿于是流产。

国会请愿运动具有民主运动的性质。立宪派企图通过和平请愿的形式，迫使清政府开放政权，迅速转入民主政治的轨道，但他们确实没有干犯皇室尊严的用心。可是，“顽冥不灵”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理会他们的“忠心耿耿”，从而使立宪派极为痛心。梁启超在《国风报》上不禁破口大骂：“麻木不仁之政府”，“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皇族内阁”的出合又给立宪派当头棒喝。张謇指责清廷“举措乖张”，联合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写信给载沣进行苦谏，劝载沣“勿以国事为孤注”。各省谘议局议长、副议长齐赴北京召开第二次联合会，推谭延闿为主席，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清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宣称“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们“不得率行干请”。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宣告全国书》，痛哭流涕地诉说：“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议员等一再呼号请命而不得，救亡之策穷矣。”①人们普遍感到，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资政院的议员们分别组织了“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宪政实进会”等政团，准备应变。地方的立宪分子有的则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左、右两翼终于沟通了。

“皇族内阁”卖国、集权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把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阵营。早在 1911 年 1 月，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时，就向清政府提出把各省“商办”铁路“收归国有”、“借款兴办” 的具体办法，并着手和帝国主义国家磋商大批借款。4 月，清政府以“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为名，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了 1000 万镑借款协定。“皇族内阁”成立后，便以“上谕”形式宣布“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接着和四国银行团订立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一面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派他南下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一面和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借款筑路的合同，从而激起了四省的保路风潮。

清政府“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实质，是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外国人掌握着我们的铁路矿山，就

① 《国风报》第 2 年第 14 期。

和掌握着我们的生命一样”。②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此外，清政府“劫收”商办铁路公司，也和各省人民以及地方绅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原来湖广铁路准归商办时，各省除了募集“商股”之外，还在税收项下附抽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例如，四川集资 1400 余万两，其中

实收租股 950 余万两，官民购股 260 余万两，土药盐茶商 120 余万两。资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都期待着“一旦铁路成功，有十倍利息”的将来。掌握着公司实权的地方士绅、立宪党人更以修路为“利薮”，自称“生命财产与本路息息相关”。①清政府规定，在实行国有政策时，湖北和湖南的路股还本不还息；广东路股发还六成，其余四成给无利股票；四川路股实用之款发给国家保利股票，余款或附股或兴办实业，另行规定，不得由股东收回，其由经手人亏倒之款，政府概不承认。这种“劫夺”商股的办法，自然要激起强烈的抗议。

湖南绅商纷纷发表意见抨击清政府的反动行径，长沙学生举行罢课，开会演说，各属“纷传某日焚某署，某日攻某城”，“凤声鹤唳，一日数惊”，形势已接近起义。湖北商民继起响应，汉口罢市。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时势，事事皆现死机”，和平改革既“为理所必无，⋯⋯故大乱即救中国之妙药”，②号召人民抛弃一切幻想，准备和清政府决战。广东召开了粤汉铁路股东会议，一致要求维持原案，力争商办。留日学生主张“路存与存，路亡与亡”。旅美华侨更愤激地说：“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泰山可移，商办之局断难摇撼”，“有劫夺路权者，格杀勿论”。③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1911 年 6 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纷纷响应，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人。保路会每次集会，到会者动辄成千上万，情绪异常激昂。8 月，成都罢市，数十州县闻风而动，卷入了罢市斗争。9 月，斗争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金堂、新繁、彭县、灌县等地发生群众暴功。

各省立宪派处于保路风潮的领导地位，本来打算把斗争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当反抗形成为群众运动之后，他们便连忙“抚慰居民，戒勿暴动”，并对清政府表示让步。湖南立宪派宣称：“国有民有已成第二问题”，只要求商股“不使有丝毫亏损”。湖北汤化龙提议，只要清政府允许商股仍充路股，并许商民立查账会，有稽核铁路度支之权，也就是商股有了不致被吞蚀的保证后，运动便可收束。四川立宪派的代表甚至在广东保路会的成立大会上谆谆告诫：“万勿暴动，致为政府借口。”在成都，他们刊发光绪皇帝牌位和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设案焚香，用悼念已故皇帝的方式来表达对当今掌权者的抗议。署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政府旨意，诱捕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罗等人。赵尔丰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 30 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广大人民忍无可忍，迅速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

② 吴玉章：《在六十庆祝大会上之自述》。

① 《民立报》，1911 年 9 月 7 日。

② 《时报》，1911 年 10 月 5 日。

③ 甦民：《满夷猾夏始末记》。

动。同盟会员龙鸣剑等联络会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同盟会员吴永珊

（即吴玉章）和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清廷命令端方自湖北带兵前往镇压。部分鄂军西调不久，湖北方面便响起了武昌起义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