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国主义对华的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形成了这一时期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当时，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的主要方式有：

（一）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贷款《马关条约》中规定清政府要在三年内偿付对日赔款 20000 万两，后来又加上赎辽费 3000 万两。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

政收入 8000 余万两，根本无力筹划。列强认为这是掠取特权的大好机会，争相兜揽借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向列强借款。

第一次是 1895 年 7 月向俄法集团所借的“俄法洋款”。清政府原想通过赫德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第一期赔款，遭到俄、法、德三国的极力反对。它们以“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理由，向清政府提出揽借要求。清政府屈服于三国压力，决定向三国分借。俄国仍不满意，便挤掉德国，与法国合作争得了第一次借款权。1895 年 7 月，《俄法洋款合同》签字，又称《四厘借款合同》。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性大借款的开端。“俄法洋款”的总额为 4 亿法郎，折银 9800 余万两，由四家俄国银行和六家法国银行分摊贷给。

折扣九四点一二五，年息四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分 36 年还清。俄法集团

通过这笔借款，得以插手中国的海关管理。中国海关在 1896 年增加了俄、法人员名额，因此发生了俄、法两国与英国争夺中国海关控制权的严重矛盾。

第二次是 1896 年 3 月向英德集团所借的“英德洋款”。

1896 年初，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二期对日赔款。英国抢先和被俄、法撇开的德国联合，并责成两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强硬宣称：这次如不向英德借款，将“不惜诉诸武力”。①美国也想分润利益，俄、法还想继续出借，闹得总理衙门像个大拍卖场。经过一场激烈争夺，英德集团压倒俄法集团，取得了第二次借款权。3 月，《英德洋款合同》（又称《英德借款详细章程》）签字，借款总额为 1600 万英镑，折银 9700 余万两，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

行分摊贷给，九四扣，年息五厘，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分 36 年还清。借款合同还规定，借款偿还期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一直由英国人充任，从而使英国获得了控制中国海关行政 36 年的保证。

第三次是 1898 年 3 月再次向英德集团续借的“英德洋款”。清政府从

1897 年开始筹借第三期对日赔款。英德集团再一次压倒俄法集团，取得了这次借款权。1898 年 3 月，《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又称《英德续借款合同》）签字，借款总额 1600 万英镑，折银 1.12 亿余两，仍由汇丰、德华两银行贷

给，八三扣，年息四厘五，分 45 年还清，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处货厘及宜昌、鄂岸盐厘为担保。通过这笔借款，英国又获得控制上述各地常关45 年的保证，此外还取得了一些地区的厘金抵押权。

除以上三次政治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有一些其他名目的借款。据初步统计，从 1895 年到 1900 年，清政府共向列强借款 4.51 亿余两自银，约为当时

① 转引自卿汝楫：《美国浸华史》第 2 卷，第 465 页。

① 高第：《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史》第 3 卷，第 309 页。

年财政收入的五倍半。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有政治条件，使得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部分内地的盐税、厘金、外贸和运输；也使亏空骤增的清政府进一步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二）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法国在争夺中捷足先登。1895 年 9 月，它借助刚争得《俄法洋款》的优势，向清政府要求由法国“费务林公司”修建并经营从越南同登经镇南关到广西龙州的铁路，并于次年 6 月 5 日签订了这项合同。这是法国后来强修滇越铁路的先声，从此开了外国侵占中国铁路线的恶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自然十分眼红，群起争夺芦汉、津镇、粤汉、京奉等铁路干线的投资权，从而使争夺中国铁路利权的斗争逐渐达到高潮。1897 年 7 月到 1898 年 6 月，俄法集团几经钻营，利用比利时银行团出面，取得了芦汉铁路的投资、修筑和经营权。俄国的势力从此可由东北地区直趋南下，沿铁路线伸入河南和湖北，在英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打开了一个缺口。英国为了减轻芦汉铁路的重要性和阻挡俄、法插足长江流域，争揽到关内外铁路的借款权，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的要求。清政府迫于压力，表示除津镇路另行商议外，其他完全接受。

清政府之所以不敢答应英国修筑津镇铁路，主要因为该路直贯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地位极其重要，而且美国和德国早已开始争揽。当英国提出修筑这条铁路的要求时，德国竟向清政府表示：德国在山东有修筑铁路的独占权，如果这条铁路不由德国修筑，就不能穿过山东境内。英国被迫和德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两国共同分割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为条件，来换取德国在津镇铁烙上的让步。德国觊觎非洲已久，愿与英国妥协。双方议定：天津到山东南境的一段由德国修建，镇江至山东南境的一段由英国修建，全线竣工后由双方共同经营。此外，双方还议定：英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长江以南各省和北经河南至山西；德国的铁路投资范围是山东省以及自黄河沿岸至南京一带。这项协定表面上是划分在华铁路投资范围，实际上却公开承认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英德协定签订后，两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承筑津镇铁路的要求，并于 1899 年 5 月 18 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

美国在争夺津镇铁路的过程中受到英、德两国的排挤，很不甘心，便于1898 年 4 月夺取了粤汉铁路的借款权和承筑权。不久，美西战争爆发，修建粤汉铁路的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这时，德国倡议欧洲各国干涉美西战争。英国便乘机以反对这一倡议作为交换条件，于 1899 年 2 月与美国签订协定，议定美国所取得的粤汉铁路允许英国投资，英国所取得的广九铁路也容许美国投资，从而瓜分了粤汉和广九两条铁路的投资利权。

英国虽然早在 1898 年 6 月就争得了关内外铁路的借款权，但由于俄国的反对，清政府不敢批准借款合同。10 月 18 日，俄国警告英国说：“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界接壤的中国各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①英国被迫与俄国寻求妥协，双方于 1899 年 4 月达成协议，议定俄国保证不在长江流域进行铁路投资，同时也不直接或间接妨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铁路投资；英国则保证不在长城以北地区进行铁路投资，同时也不直接或间接妨碍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投资。从此，双方互相划定了在华

① 《英国蓝皮书》1898 年，中国第一号，第 6 页。

的铁路投资范围，瓜分了中国的铁路利权，进一步巩固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后几年间，列强先后通过八次铁路借款，共贷给中国 8967 万元，

夺取了长达 1.9 万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它们不仅通过输出资本榨取到巨额的利润，还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警察权，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主权名存实亡。可见，投资和修筑铁路已成为甲午战后列强在华争相输出资本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

（三）投资中国矿山 1896 年，美国首先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外资从此侵入中国矿业。此后，列强纷纷效尤，诱迫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攫取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到 1899 年，美国先后夺取了山西平定、盂县煤矿的开采权和四川麻哈金矿的开采权；英国先后夺取了四川全省和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以及河南怀庆附近地区的矿产开采权，还夺取了热河朝阳煤矿的开采权，俄国除了夺得中东铁路及其支路沿线的矿产开采权外，还攫取了新疆全省金矿的开采权；法国先后取得了四川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州、巴县煤矿的开采权和四川金矿的开采权；德国先后取得了山东胶济铁路两旁和沂水、沂州、诸城、潍县、烟台等地矿产的开采权。

（四）在华开设工厂甲午战前，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已有 80 余家，资本总额约为 2800 万元，其中多属船舶修造厂和原料加工厂，1895 至1900 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 933 家，资本雄厚的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增裕面粉厂、鸿源纱厂、三井制面厂、美国机器碾米厂和美国纸烟公司都是这时期建成的。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并把上海变成了它们在华纺织业的中心。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且迅速发展为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这个时期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继续增长，中国的入超越来越严重。在 1890

至 1894 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 1.4 亿多海关两，出口总值为 1 亿多海关两，

人超额是 3000 多方海关两。而 1895 至 1900 年，每年平均进口总值为 2.1

亿多海关两，出口总值为 1.5 亿多海关两，人超额增至 6000 多万海关两。中国的出口货物中，除茶、丝之外，毛类、豆类等原料作物和草帽缏的出口量迅速增加。进口的货物中，又以棉布、棉纱、煤油、纸烟、面粉、钢铁、杂货等日用工业品居多，很少有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

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城乡手工业的破产。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沿海地区，而且在内地也日益明显。例如由于煤油输入的激增，中国的白蜡制造业逐渐衰落，植物油的销售也在部分地区受到排挤。土纱土布被洋纱洋布排挤的程度更为严重，有的地方已经出现停织的现象。

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也刺激了中国农村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当时，像蚕桑、烟草、大豆、花生、桐油的生产，由于国际市场的需要，都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大豆，由于出口量急剧增长，种植面积也跟着迅速扩大。与此相反，中国一向远销欧美、日本和朝鲜的蔗糖和蓝靛，这时却由于欧洲和爪哇甜菜糖的发展以及德国洋靛的畅销，一蹶不振。种植甘蔗、蓝靛的土地，纷纷改种杂粮。由此可见，中国某些经济作物的发展，并不是取决于本国经济的需要，而是受到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制约。

中国对外贸易早已掌握在外商手中，进出口货物均被少数外商垄断。随

着外国商品的大量畅销和农产品的大量输出，到 19 世纪末，中国的国内市场也已经为外商所控制。他们以雄厚资金为后盾，操纵市场，任意抬高或压低货价。中国的商业资本不得不仰承外国资本购鼻息，或成了替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工具。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