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新阶级的出现和思想文化的演变一、新阶级的产主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尽管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两个新的阶级力量，它一经产生。就必然要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引起新的变化。

中国近代第一代产业工人，最早是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和外国轮船雇用的中国海员。由于外国资本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兴建各种建筑工程，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扩大。随后在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中国民族近代企业中，工人的人数也日渐增加，至 1894 年，除了码头工人缺乏统计数字之

外.产业工人共有 10 万人左右。在约 10 万工人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 35％；洋务派经营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 37％，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的工人约占 28％。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因此，从产生的时间上说，中国无产阶级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三十年。而中国近代工业大部分不是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也主要不是由工场手工业工人转化而来， 而是破产的农民和家庭手工业者。早期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虽然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几年，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但它却是一个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转化而来；另一个来源则是由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这两部分人，形成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即上层和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大部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他们与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联系比较密切。其中不少人都在清政府的一些机构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头衔，或者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官亦商或绅商兼备的多重身份。例如，1887 年创办宁波通久源纱厂等企业的严信厚，1891 年在上海创办华新纺织新局的唐松岩、聂缉椝，在天津创办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1882 年在上海创办公和永丝厂的黄佐卿等等，就是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性人物。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所办的企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资金也较少，有的则是由手工工场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虽然也采用机器生产，但大都机器设备陈旧落后，经营状况也远远不如资产阶级上层所办的企业，他们不但得不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官僚势力的帮助和扶植，而且还经常受到排挤和打击。因此，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矛盾比上层较大，联系比上层为少。尽管他们也想让自己的企业得到发展，但是却很少有这种可能和条件。早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上层和中下层之分，但是作为一个新兴阶级的整体，仍然是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并且必然要成为新的政治力量。

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它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反侵略、反封建压迫的坚决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带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同时又带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洋务运动的产物。而这两个新的社会阶级的产生，结果又导致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反抗和对洋务运动的否定。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没有按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意图行进；洋务派“求强”、“求富”的主观意图也没有实现。新的阶级将要开辟新的社会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