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村经济的凋敝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屠杀了无数的人民群众，破坏了广大的城乡市镇，使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在太平军与清军搏斗时间最长、斗争最为激烈的苏、浙、皖三省，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大部分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满目萧凉。江苏原来是人口十分稠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经过这次战争后，竟“一望平芜，荆棒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在盛产蚕丝的太湖一带，“桑枯蚕死，寂寞荒凉”。浙江的情况，同江苏相类似，“户口凋零，田畴荒芜”，“哀鸿遍地，疮痍满目”。安徽的一些州县，“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了“家家有饿莩，户户断炊烟”的悲惨景象。这种灾难的造成，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同时也和清朝官军的烧杀抢掠分不开。当时有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曾经指出：“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①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对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曾宣布减收田赋，如在江浙等省施行减免漕额约三分之一。这是请政府应地方官吏的要求而采取的扶植地主阶级的一项措施，受惠者主要是地主豪绅。以江苏的情况为例，减赋诏颁发后，地主声言“减租”，但所减者仅系“虚额”，实租不但未减，反而变相增加，所以当时有人说：“赋虽减而租未减，租之名

① 孙毓棠：《中日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设立的银行》，《抗戈集》第 114—147 页。

① 《太平天国》第 4 册，第 474 页，

虽减，而租之实渐增，正如《元史·成宗纪》江浙行省臣所言，‘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平民者也’。”②浙江的情况也是一样，当时《申报》曾指出：“国家之赋额减，而民间之租额未减，有田者蒙其惠，无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获其利。”③此外，在征收田赋的过程中，由于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田赋的实际负担几乎都落在农民身上。当时许多省份出现了大户和小户、绅户和民户的区别，纳赋的多少不是以所占土地的面积大小为准，而是视业主的“贵贱强弱”而定。在江苏，“大户或至一文不收，甚有包揽小户者，小户则每石十余千或七八千”。①在浙江，“绅衿大户，正赋之外，颗粒不加，甚至有把持包揽等等，势不能不取盈于乡曲之小户，以为挹此注彼之谋。⋯⋯最重之户，正漕一石，竟有完米至一石七斗以上者”。②在清政府的“减漕德政”中，不仅自耕农的负担没有减轻，甚至一般中小地主也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

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所以清政府采取了招抚流亡、开垦荒地的措施，以增加田赋收入，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在招民开垦的过程中，各地实行的办法颇为分歧。在江苏，一般是在田归原主的政策下进行的。有主之地，“责成业主招佃垦种”；无主之田，则先招原业主“五服以内者”开垦，五服内无人认领者再由州县招人认垦，三年后再令交纳钱粮，官方给予印照，承认该田归垦荒的农民所有。但是，有些荒田甫经开垦，便往往有人自称原主，勾结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开垦出来的土地被人夺走，因此很多农民观望不前，不愿认垦。后来，江苏地方当局出面禁止冒领土地，认为“原主弃田不耕已十余年，业已与田义绝，无论是真是假，均不准领。且此外荒田尚多，何必刻舟求剑？冒领之禁一严，则垦民得尺则尺，不复存观望游移之念矣”。③在浙江，严州府的垦荒章程规定：农民开垦的荒地，如“原业主”还乡后三个月内出面认领，仍可以从垦户手中“照数收回”，若延至荒地垦熟后再行呈报，则“将所种田亩罚半归垦户执业”。湖州府所实行的办法，是由垦户纳官租三年，垦熟后的土地八成归垦户所有，二成归公。在安徽广德州，地方当局曾派人清丈土地，将无主认领的荒地以每亩制钱 600 文的价格卖给“客民”为业。这些做法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经济关系。它反映了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力图恢复原来的社会秩序。

太平天国战争后，长江中下游各省的所谓“永佃制”的租佃制度更普遍地流行起来，即地主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承认佃农有永久耕种的权利（有些地区称地主享有“田底”，佃农享有“田面”）。当时人少地荒，劳动力十分缺乏，地主为了招徕佃户，不得不承认佃户有永佃权。此外，有的地区的农民因不堪宫府苛捐杂税的压迫，将田底低价售给豪富之家，自己保留永久耕种之权，江西乐平就有这种情况。在实行永佃制的地区，大都是由地主向官府缴纳赋税，但也有由佃户缴纳的。①

不难看出，江、浙、皖三省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地

② 陶煦：《租覈》，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281 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280 页。

① 丁日昌：《抚吴公牍》卷 19，第 8 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346 页。

③ 《抚吴公牍》卷 37，第 9 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产资料》第 1 辑，第 251—253 页。

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复兴的趋势，在不少地区，这种土地所有制已占据明显的优势。但是，封建土地关系的重建，也受到了当时复杂历史环境的制约，遇到了不少的阻力。首先，战乱之后人口锐减，地主不仅招佃困难，而且佃农还经常托故逼迫业主让租，使旧的土地关系不能顺利恢复。其次，战乱之后官府册档和民间契据散失严重，给确认田地的旧日产权增加了多种困难。一些豪强地主趁势豪夺巧取，也不无垦民乘机将田据为己有，进一步削弱了封建土地关系，出现业主返乡“田为人有，屋为人居，力不能争，讼不能胜” 的现象。①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广大农村残破不堪，经济调敝，这主要是战争和清朝宫军的烧杀劫夺所造成的，但自然灾害频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60 年代到 80 年代，三十年间，永定河、黄河、长江、淮河、珠江和洞庭湖

等连续发生水灾。其中黄河决口 15 次，仅在 1882 年到 1890 年就决口 9 次，

受灾面积最广；长江也决口 15 次，但较黄河水患为小；永定河决口 16 次，

从 1867 年到 1875 年连续 9 年决口 11 次；淮河年年失修，竟出现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景象。除水灾外，旱灾、风灾、虫灾、雹灾、地震、疾疫等灾也在各省连续发生，或诸灾并发。其中又以山西、河南、直隶、安徽、山东等省的灾情最为严重。1877 年（光绪三年丁丑）、 1878 年

（光绪四年戊寅）连续两年发生了被称为“丁戊奇荒”的大旱灾，以山西、河南为中心，旁及直隶、陕西、甘肃全省及山东、江苏、安徽、四川的部分地区，形成一个面积辽阔的大旱荒区。山西很多村庄，居民不是全家饿死，就是一户所剩无几，甚至有“尽村无遗者”，太原一个城市，“饿死者两万有余”。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这次大旱荒的灾难性后果，历十余年仍未能得到彻底消除，山西省就“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旷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②至于直隶省，1867 至 1874 年，曾连续8 年发生遍及全省的水灾，紧接着在 1875 年发生较大的旱灾，从 1885 年起，

又连续 6 年发生全省性水灾，社会经济破坏严重，迟迟不能恢复元气。这些自然灾害，严重地摧残了人民的身家性命。1876 年到 1879 年间，南北各省的水、旱灾害至少夺去了 1000 余万人的生命。灾荒的苦难和赈灾中的种种弊端，引发了灾区饥民的不满，迫使许多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饥民走上了造反之路，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本已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① 《申报》1881 年 5 月 15 日。

② 《荒政记》，《山西通志》卷 82。转引自李文海、周源著：《灾荒与饥馑》（1840—1919）第 1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