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蓬勃发展的反帝爱国运动

1903 年以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领导的爱国运动的兴起，是社会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它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1903 年的拒俄运动是爱国运动的第一声。这一年，盘踞东北的沙俄军队拒绝按期撤退，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全国人民感到无比愤慨。上海爱国人士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罪行，致电清政府外务部表示：俄国的七项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①北京、武昌等地学生部曾集会抗议，罢课示威。留日学生尤为激昂，召开了有 500 余人参加的抗俄大会，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

（后定名为“学生军”），提出宁死“不为亡国人”的口号，每日操演不懈，并派代表回国活动，要求出兵抗俄，学生军愿作先锋，表示要“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②奔赴前敌，与沙俄进行血战。在《学生军缘起》中，他们沉痛地指出：东北三省的存亡，关系到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决不可等闲视之；高呼“头可断，血可流，躯壳可糜烂，此一点爱国心，虽经千尊炮、万支枪之子弹炸破粉碎之，终不可以灭”，“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③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拒俄义勇队”，压制了运动。

1905 年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是广大人民为抗议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而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运动。

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开发其本国的西部，从中国陆续诱骗了大量华工。这些华工，担负了开矿、垦荒、建造铁路等最繁重的劳动，促成了美国西部的繁荣。70 年代后，美国不断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美国资产阶级为了转移群众斗争视线，煽动排华。1894 年，美国强迫清政府订立“限制来美华工”的条约，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虐待华工、迫害华侨的罪行，愈演愈烈。1904 年，条约期满，海外华侨和国内人民纷纷要求废除这个苛约。清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为修改条约和美国政府磋商，但美国蛮不讲理，一意孤行，因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檀香山《新中国报》提出不用美货以谋抵制的办法。上海《时报》发出“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的“公启”。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会议，会长曾铸倡议“以两月为

① 《江苏》第 2 期，《纪事》，《本省时评》。

② 田野桔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 179 页。

③ 《湖北学生界》第 4 期，《留学纪录》。

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①获得全体一致通过。随即电告清政府拒签续约，同时通电汉口、天津、广州、香港等 21 处商务局，传知各商相戒不用美货。波澜壮阔的抵制

美货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自 7 月下旬起，运动进入了高潮。

7 月 20 日，上海商务总会因多次和美国驻沪领事商谈改约而没有结果，遂即开会决议采取行动。许多行业的代表当场签字不定美货，各省会馆、各业公所、各学堂、各工厂、妇女界、戏剧界，纷纷开会拥护。各行各业各阶层人民都卷入了运动。全国各地几十个主要城市先后热烈响应。运动还得到了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的大力声援。各种社会团体开会演说，制订措施，互相鼓励，积极活动，并成立了拒约会、争约处、拒约公所、抵制美约社等爱国团体。商号不定、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美国人办的学堂，学生集体退学；美国人办的企业，职工纷纷离职。广州食品业工人拒用美国面粉，决定如果店东强用美国面粉，即罢工抵制。新加坡华侨拒不搭乘美国人经营的电车。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显示出群众爱国运动的巨大威力。

抵制美货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不可仰鼻息于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①《广东日报》曾提出“勿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的主张。《时报》刊文进一步发挥说：“今日之事，万不能忍，亦万不容缓。我同胞其结以团体，持以毅力，勿依政府，勿惧外人，勿为威所劫，勿为害所动”；“禁用美货，专在商民，务使与政府不着一丝牵挂”。《时报》还刊文指出，开展抵制美货运动有五利：一、“可以鼓我之民气”，二、“可以结我之民力”；三、“可以兴我之商业”：四、“因此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五、“可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已失之利权”。②这些言论表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新的觉醒，正在加紧努力为自己政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抵制美货运动兴起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太平洋彼岸发言恫吓；驻华公使柔克义奔走于京沪等地，威胁清政府出面压制；驻沪领事极力活动，阴谋干涉破坏；一些美国传教士也大放厥词，造谣惑众。在美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于 8 月 21 日发布谕旨，说什么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命令各省督抚“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并两次电令两江总督周馥严办曾铸等人。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镇压了天津的爱国运动。福建、广东等省的爱国运动也相继遭到了禁止。曾铸顶不住强大压力，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表示不再参预运动。但广大群众继续斗争，“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群众斗争的威力迫使美国和清朝统治者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的续约，斗争直到 1906 年才渐次平息。

继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后，1907 年，江浙两省人民在收回沪杭甬铁路利权的斗争中，开展了抵制英货运动。1908 年，山东发生抵制德货运动；广东、广西等省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曾得到上海商民和南洋各埠华侨的声援，坚持了半年多的时间，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定的打击。

从 1903 年起，各省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铁路、矿山的收回利权运

① 和作辑：《1905 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1 期。

① 《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5 期。

② 《1905 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 1 期。

动，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经过激烈的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湖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收回铁路利权的斗争尤为激烈。粤汉、川汉铁路和苏杭甬铁路是当时斗争的焦点。

粤汉铁路是 1898 年由盛宣怀经手出卖给美国华美合兴公司的，经勘测后

于 1900 年订立续约，规定借款总额为 4000 万美元。由美国人承筑，并不得转让给他国。后来，华美合兴公司股票在市场上被比国商人买去了三分之二。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纷纷揭露美国违约的事实，坚决主张废除原订合同。留日学生组织了鄂、湘、粤三省铁路联合会，电争收回自办。至 1905 年，终于以 675 万美元“赎回已经筑成的广州——三水段，原订合同作废。粤汉铁路的收回，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对其他各省人民收回铁路利权的斗争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京汉、津镇、道清、沪杭甬等路预定通过省份的爱国人士都提出了收回路权、改归“商办”的要求。广东潮汕、湖南、江西等商办铁路公司相继成立，都以确保利权为宗旨。

1905 年，江苏人民收回沪宁铁路的斗争失败。浙江绅商成立商办铁路公司，奏准招股兴筑全浙铁路，先筑苏杭段。1906 年，江苏绅商也组成商办铁路公司，与浙路公司相呼应。浙路的杭州至嘉兴段和苏路的上海至嘉兴段先后开工。英国以 1898 年曾订立借款代筑苏杭雨铁路草约为理由，胁迫清政府改订正约，并勒令苏、浙停工。1907 年 10 月，清政府下了一道“借款修筑” 苏杭甬铁路“以昭大信而全邦交”谕旨，把路权奉送给英国，只准两省绅商搭股。这道谕旨立即激起了两省人民的无比愤慨，把收回路权的斗争推向了高潮。两省绅商、两路公司、上海等处商会、学会等函电交驰，抗议卖路谕旨。上海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斥责清政府“宁令国人死，毋触外人怒”的可耻行为。广大群众集会抗议，争先认股，“众情胥愤，力谋抵制，商贾则议停贸易，佣役则相约辞工，杭城铺户且有停缴捐款之议”。①1908 年 3 月，清政府和英国商定了一个变相卖路的办法，由清政府邮传部出面向英国贷款，然后由该部转借给两路公司，在借款期内聘用英人为总工程师。但两路公司相约不用“部拨存款”，不与英籍总工程师合作，继续暗中抵制。到 1909 年夏，两路公司又向清政府提出废约、退款和撤回英国总工程师的要求。斗争延续到 1911 年春，清政府和英国协议，将苏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借款，风潮才告一段落。

苏杭甬铁路风波未平，粤汉、川汉铁路风潮又起。

粤汉路权在 1905 年已经收回，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绅商分段集股自办。1908 年，清政府突然任命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1909 年，张之洞和英、法、德三国银行团（后加上美国为四国银行团）议定湖广铁路借款。湖南绅商民众首先掀起“拒债”、“集股”的保路运动。留日学生出版《湘路警钟》（后改名《湘路危言》），号召抵制。湖南谘议局初选议员 800 余人致函清政府：“铁路借款，湘人决不承认。” 绅商们还组织了湘省集股会，用抽股、认股等办法，集资开始修筑株洲—— 长沙段。湖北绅民接着行动起来，留日学生千余人集会抗议，派张伯烈等回国内力争，绅商学界联合组成湖北铁路协会，有组织地开展“拒债”、“集股”运动。铁路协会公举代表张伯烈等人入京抗争，在邮传部绝食七昼夜，

①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11 期。

消息传回湖北，各界人士极为愤慨，酝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清政府玩弄欺骗手法，于 1909 年末和 1910 年初先后准许湖南境内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商办，但实际上并未废除向各国银行团借款的合同。湖广铁路风潮终于在 1911 年演成为爆发革命的导火线。

拒俄运动、抵制外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显示了广大人民激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但“爱国有罪”，运动无不遭到清朝统治者的破坏和镇压，许多人通过爱国运动的实践，得出了要救亡必先推翻清朝统治的结论。于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地广泛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