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式教育的推广和科学技术新成就

19 世纪中叶以来，外国传教士、洋务派官员和维新人士，都办过一些新式学堂，不过为数不多，新式教育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也没有统一的制度和规格。进入 20 世纪以后，为了救亡，为了发展工商业，广兴学堂以培育人才，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强烈的呼声，清政府也采取了从“变通科学”到“废除科举”和倡办学堂、奖励留学的一些措施，新式教育于是得到了迅速的推广。

以上海为例。据统计，除创办年份不详者外，1900 年以前，上海各类学堂共 18 所，其中小学堂 3 所，中等以上学堂 7 所，女学堂 1 所，教会学堂 7

所；1901 至 1905 年，新办学堂 53 所，其中小学堂 34 所，中等以上学堂 13

所，女学堂 3 所，教会学堂 3 所；1906 至 1911 年，新办学堂猛增为 153 所，

其中小学堂 120 所，中等以上学堂 16 所，女学堂 14 所，教会学堂 3 所。加

上年份不详者，截至 1911 年，上海已有各类学堂 242 所（不包括幼儿园）。

再以 1907 年直隶为例。据记载，除初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外，还办有工业、农业、商务等职业学堂，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法政、工业、农业等专门高等学堂和北洋大学堂，此外还有图算、测绘、军医、警务、电报等各类培训班。从小学堂、中学堂到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旁及师范学堂、职业学堂等，体系和门类已经相当齐备。

到 1910 年，全国学堂总数为 42696 所，其中各省 42444 所，京师 252

所；全国学生总数为 1300739 人，其中各省 1284965 人，京师 15774 人。①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推广，使教育摆脱了从属于科举的附庸地

位，有利于教育的独立和教育的社会化、普及化。传统的私塾、书院采取授徒的方式，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儒家经典，目的在于猎取功名，登上仕途。新式学堂采用课堂讲授和分专业分课程教学，内容除保留部分“读经”课程外，增加了较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智力开发。据统计，在清末的普通学堂（含初小、高小、中学和师范）里，平均“读经”课程只占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 114、118 页；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 3

集。

①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第 8634 页。

27.1％，数、理、化、外语等课程占 38.2％，图画、音乐、体育、手工等课程占 34.7％，从而大大改变了私塾、书院生徒知识结构单调而狭窄的状况。在高等学堂里，属于西方新知识的课程更多。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就规定 21 种理、工、农、医专业中，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 465 种。文、法专业中，新设课程包括政治、法律、经济、财政、文学、历史、教育、商业、银行、哲学等等。相对于八股诗赋、四书五经来说，真可说是琳琅满目，完全是一个新世界。

当时，新式教育的推广，最大的困难在于师资缺乏。因此，各省都办了不少师范学堂和师范传习所，许多人还到日本入师范速成学校，学习几个月后便回国任教。合格师资的缺乏自然会影响课程的质量，而有些地方，特别是比较偏僻的各府州县的小学堂，由于根本找不到合格的教师，往往不得不仍由私塾先生督诵童蒙读本，仅仅是挂了个新式学堂的招牌而已。其次的困难是缺乏教材。高等学堂多选择外国教材讲授，于是译书蔚为风气，如山西大学堂就专门在上海设立译书局，就地翻译西方书籍。普通学堂则多仿照外国体例自编各科课本。文明书局就是为印行《蒙学读本》而创办的。1903 年，商务印书馆聘张元济等主持，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编印小学教科书，随后又编印《女子小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很受社会欢迎。学部成立后，也曾拟订教科书，但内容和体例基本上仿商务本，而“太深、太多、欠联络、欠衔接”，更甚于商务本。从教学内容看，新式教育的推广可说是一场全国规模的西方知识的大普及运动。

学习西方知识的最直接方式自然是到国外去留学。

日本在东方的崛起，激发了许多中国人负笈东渡以探求究竟的意愿。到日本留学还有许多优越性，如张之洞所说的：“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①加上清政府的提倡，日本朝野的招徕，20 世纪初年，兴起了一个留学日本的热潮。从 1901 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据统计，1901 年为 280

名，1902 年 9 月为 614 名，1903 年 11 月为 1242 名，1904 年 11 月为 2557

名，1905 年 11 月猛增至 8000 名，1906 年初为 8000 名，全年估计为一万二三千人，达到最高峰。①

1905 年发生“反对取缔规则事件”，不少留日学生辍学归国。清政府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思想的高涨，对留学日本采取了限制政策。1907 年，留日学生人数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往后逐年递减，到 1911 年在学人数仍达 3000 多名。

这些留日学生，有中央政府选派的，有地方政府选派的，有社会团体等公派的，也有自费留学的。据梁启超 1902 年的统计，自费生几乎占了一半。留日学生队伍极为庞杂，从十二三岁的少年到年逾花甲的宿儒，从青年学生到举人、进士，乃至有品第、有官阶的候补官员以及王公贵胄，几乎应有尽有，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学习的科目非常广泛，包括理科、工科、外语、师范、政法、军事、史地、医药、音乐、体育等，学文科的居多。据 1903

年的一份报告称，该年留日学生 1300 多人，学文科的达 1100 人。为适应国

① 张之洞：《游学》，《劝学篇》外篇。

①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第 196—197 页。

内“预备立宪”和广兴学堂的需要，许多人毕业于政法速成科和师范速成科，记载说：“习速成者居 60％。”在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

1907 年以后，留学欧、美的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 1909 年清政府正式决定接受美国所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学生经费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热潮。到 1910 年，留美学生已有 500 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增至 650 人。欧美留学生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其中有些人如竺可桢等后来成为驰名中外的科学家。

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还很幼稚，基本上属于“引进”阶段。但处于“引进”阶段的中国科技人士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成就，最受中外瞩目的是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 年），广东南海县人。1872 年作为宫费生被派往美国留学。1881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土木工科学士学位，同年回国。1890 年，他担任关内段铁路工程师，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首次采用压气沉箱法维修滦河大桥，获得成功。1902 年，他受命主持修建京汉铁路新（城）易（县）支线，初次负起一段路工的全责。当时，英、俄两国为争夺华北铁路修筑权相持不下。1904 年，清政府决定修建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公开宣布该路由国家筹款修筑，派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主持该线的筑路工程，京张路全长约 360 里，“中隔高山峻岭，石工最多”，“路险工艰，为他处所未有”。外国人几乎众口一词，预言此路绝难完成，甚至讽刺说：“中国能开凿关沟的工程师尚未诞生。”詹天佑以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主持京张铁路工程，精心勘测设计，在国内筑路工程上首次使用炸药开凿石方。八达岭隧道长达1000 多米，山腹石质坚硬，山势欹斜，日进只二尺许。为避免耽误全路工程，詹天佑决定在隧道线上山坡开凿两个竖井，下达轨线，使能分从六处同时施工。当隧道贯通时，“测见南北直线及水平高低”，“未差秒黍”。1909 年全线告成，比原计划提前半个月，节余工款银 35 万余两。京张铁路的建成，在华外国工程技术人员都深表钦佩，为我国工程界赢得了荣誉，并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民族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