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日战争

一、战前的朝鲜问题和清政府内部的矛盾

19 世纪末年，正在迅速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各资本主义强国，把侵略目光越来越集中到还没有被完全分割的少数地区。中国和邻近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成为它们在远东争夺的焦点。

日本侵略中朝两国，蓄谋已久，还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宣称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成于四方”。从 70 年代开始，日本就急欲吞并资源丰富的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本土扩张。1876 年，日本海陆军开赴朝鲜，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侵略特权，从此全面向朝鲜渗透，并与清政府激烈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2 年，朝鲜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互相倾轧，发生了军事政变——“壬午兵变”。日本政府借口本国使馆人员遭受损害，大举进兵朝鲜。清政府担心日本乘机控制朝鲜政府， 派兵进入朝鲜，迅速平定了内乱，日本侵略军见一时无隙可乘，便以赔偿损失为借口，胁迫朝鲜政府签订了《仁川条约》，获得了在汉城的驻兵权。1884 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以为有机可乘，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镇压了政变。日本政府就此对清政府进行要挟，于 1835 年 4 月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华，与清政府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必须事先相互知照。这样，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朝鲜的地位，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权利，朝鲜被置于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从而为日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伏笔。

随着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膨胀，它对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1885 年6 月，日本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建议，除继续向朝鲜渗透势力外，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1887 年，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制订了《征讨清国策》，准备以主力进攻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如果日本战胜，则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这份狂妄的计划还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

日本近代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其扩充军备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890 年，日本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骚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日本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这时更加迫不及待地想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从而加紧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日本军阀头子山县有朋就在这种气氛中被推为首相。他在施政演说中赤裸裸地把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台湾等地都说成是“与日本的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有权对这些地区进行“保护”，公开煽动侵华狂热。

为了扩充军队，日本从 1890 年就拿出 60％的国家财政收入，来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当时，中国北洋海军 2000 吨以上的战舰有 7 艘，共

27000 余吨：而日本海军的战舰在 2000 吨以上的仅有 5 艘，共 17000 吨。日

本政府以超过北洋海军为目标，把添置速射饱和购买最新的巡洋舰，作为发展海军的重点。1892 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 1885 年就开始的十年扩军计划。次年 2 月，明治天皇又决定以六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拨出 30 万日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 63000 名常备兵和 23 万名预备兵的陆军，并拥有排水量

72000 多吨的海军舰只，总吨位大大超过了北洋海军。此外，日本参谋部还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中国，窃取政治军事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

面对日本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清政府反应迟钝，措施不力，内部又矛盾重重，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战备和自卫。

首先在战备意识上，清朝统治集团中存在着差距和分歧。慈禧太后虽然在 1886 年就由“垂帘听政”改为“训政”，进而于 1889 年“归政”光绪皇帝，但始终不忘揽权，并把朝内和地方上的实权人物都集结在自己的周围， 形成了以她为核心的“后党”集团。慈禧太后通过醇亲王奕◻及其亲信孙毓汶等权臣把持朝政，虽对日本在朝鲜膨胀势力深感不安，但又低估了日本的侵略意图，一直认为日本尽管虚张声势并不敢对华大动干戈。1888 年北洋海军正式建成以后，他们更是有恃无恐，掉以轻心。奕◻等人为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加紧笼络掌握军事外交实权的李鸿章，并建议挪用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

年轻的光绪皇帝自登基以来，一直是慈禧太后手中的傀儡和工具，就是在他“亲政”以后，也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处境， 他依靠自己的师傅翁同龢，集结了部分官僚，与慈禧太后争衡，时人称为“帝党”。帝党的核心人物多是光绪皇帝近臣和翁同龢的门生故旧，如珍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和侍读学士文廷式，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及门生张謇，还有侍读学土陆宝忠和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等人。他们中多为词馆清显和台谏要角，既深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很希望通过改革内政和整军备战来增强国力，阻止日本的侵华野心；又很想趁机增强光绪皇帝的权力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为此，他们不断利用“诸议”来催促政府整顿弊政和备战自卫，话锋所指又常常集中到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不满奕◻等人阻挠北洋海军的建立，也赞许帝党改革内政的部分主张。但他一直把北洋海陆军作为淮系集团的支柱和资本，生怕有所闪失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前程，因此不满帝党官员动辄“主战”、狂议伤身，又一向俱怕慈禧太后，并与翁同龢不和，乃在政治上倾向后党，附和奕◻的私意， 移拨海军经费，停购船械。于是，北洋海军自 1888 年正式成军后，再未增添任何船只，1891 年以后又停购枪炮弹药。这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不仅在总吨位上落在日本舰队之后，而且舰龄老化，行动迟缓，火力也差， 缺少快舰和速射炮，已在总体实力上与日本舰队相形见绌。

帝后两党的不和，既有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矛盾，也交织着他们在内政外交方面所存在的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这些矛盾与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团结对敌和自卫决策，与上下一心并积极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政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