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新文化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文化同封建文化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但是它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文化的根基。革命失败后，反动政治势力猖狂反扑，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

袁世凯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 1912 年起，各地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宗圣会、尊崇孔道会、尊孔文社、经学会、读经会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有为的孔教会。康有为俨然以当代孔圣人自居， 对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深感不满，说什么“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 弦诵绝声，大惊深忧”；①“灭国不足计”，而灭孔教“是与灭种同其惨祸”。康有为及孔教会还掀起请愿活动，要求中国当“以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在康有为主办的《不忍》杂志（1913 年 2 月创办）上，连篇累牍地攻击共和制，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袁世凯反动政府严重摧残了一度兴起的资产阶级新文化思想。如新闻事业，民国建立时，全国约有 500 家左右的报纸，“二次革命”后进步报刊遭到封闭，主笔、记者被逮捕或枪杀，报纸数目大大减少。还能继续出版的报纸，报导的内容大多充满反动落后的东西。

但是，经过一场全国性革命运动所出现的民主思潮，毕竟是不可扼止的。同时，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一定增长，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有所扩大。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屡遭挫折，但仍继续奋斗。因此，在北洋军阀集团黑暗统治下，激迸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发动了一场新的斗争。新的文化运动开始兴起。1914 至 1915 年间，中华革命党办的东京《民国杂志》、上海《民国日报》，“专对袁攻击”，反抗袁世凯集团的反动统治，反对专制，鼓吹建立真正的民国。1914 年 5 月创办于东京的《甲寅》杂志，章士钊任主笔，成为欧事研究会的喉舌。李大钊、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批评知识分子中的悲观思想，起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上海出现了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刊物《科学》月刊和具有重大影响的《青年杂志》。

《新青年》封面

1915 年 9 月 5 日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1880—1942 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7 年 1 月，他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北京。其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新文化界人士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或撰稿，鲁迅也从 1918 年第 4 卷起开始写稿。《新青年》与北京大学结合，扩大了阵地与影响，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大大小小的民主性刊

① 《致北京孔教会电》，《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 921 页。

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痛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号召青年向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展开斗争，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人权”与“科学”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挑战，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当时提倡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专制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旧伦理道德。1916 年 2 月，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他认为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悟，而不能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①1916 年 5 月，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 专制活则自由亡。”②

李大钊（1889—1927 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曾留学日本。1916 年回国，曾任北京《晨钟报》编辑，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今》等文章，鼓励青年们不断追求进步，不怕团难，顽强战斗，冲决历史上一切网罗，催促青春之中国的诞生。

当时提倡的科学，就是指自然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的科学的精神。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 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 坚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①鲁迅也积极宣传科学思想，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这味药来医治思想上迷信、愚昧、不改现状、不思变革的病。②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斗争中， 对以孔子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揭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这一斗争，是同当时的现实紧密相联的，是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尊孔复辟，由于康有为等人的鼓吹将孔教编入宪法，以封建纲常礼教为“立国精神”而引起的，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易白沙等人都撰文给予尖锐地抨击。他们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阐明孔子之道不适应于现代生活，以民权、平等的思想来揭示维护专制制度的孔教与之背道而驰，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编入宪法。李大钊指出：“孔子之道， 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③“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的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

① 《新青年》第 1 卷，第 6 号。

②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 175 页。

① 《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 5 卷，第 2 号。

② 《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 5 卷，第 4、5 号。

③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上册，第 264 页。

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则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①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②他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③从抨击孔教出发他们还集中批判纲常礼教，认为孔教的精华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是对人的束缚和压抑，“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④鲁迅的《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地批判忠、孝、节伦理道德的危害性。在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中，《新青年》还对妇女解放问题、家庭问题、婚姻恋爱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宣传了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即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1891—1962 年），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曾留学美国。1917 年加入新文化运动行列。他在文章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口号， 主张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以及一些文学形式上和内容上的改革， 如“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等。2 月，陈独秀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把文学的革新与政治的革新联系在一起，认为“欲革新政治， 势不得不革新我国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他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关于文学的形式问题，当时主要是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用白话文写作品由来已久，清末还出版过一批白话文报纸。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运动，则是《新青年》发动的。《新青年》从第 5 卷第 1 号（1918 年 1 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开始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有着积极的作用。

鲁迅在这场文学革命中主要是通过他的创作实践，在自己的作品中，出色地将反封建的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鲁迅（1881—1936 年），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清末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杭州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和全事等职。1918 年 4 月起，他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对文学革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1868—1940 年）， 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后就任过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 1916 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持北京大学时，主张“思想自由”原则，取

① 《孔子与宪法》，《李大钊文集》上册，第 258 页。

②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

③ 《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 3 卷，第 6 号。

④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 2 卷，第 4 号。

“兼容并包主义”，允许各种学派自由发展。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极端仇视和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企图用强力办法来压制它。一些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国故》月刊社，鼓吹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3 月间，林纾（琴南）在《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荆生》、《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 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是“叛亲蔑伦”，“人头畜鸣”。蔡元培公开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它在政治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空前的沉重打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它促使人们更迫切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就其内容来看，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着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新文化新思想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新文化运动的某些领导人物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化一切皆坏，西方文化一切皆好。例如，钱玄同为了反孔而主张“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一法”，才能避免“中毒”，甚至要“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①这种绝对化、简单化的态度，从思想方法上说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从实践上说， 则是脱离实际，不能解决批判继承和吸收的问题，对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勇敢挑战和它自身的蓬勃发展，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从 1916 年起，《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伧父为笔名，连续发表文章抨击新文化运动，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认为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而“动的文明”要“以静为基础”。“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①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破坏了以儒家思想为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造成“人心迷乱”、“国是丧失”、“精神破产”。要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只有以儒家思想来加以“统整”，使西洋学说“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赖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② 不难看出，杜亚泉对中西文化的主张是保守的，实质上仍然是“中体西用” 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

杜亚泉对新文化运动的抨击，在知识界产生颇大的影响，因而不能不引

① 《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

①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 13 卷，第 10 号。

② 《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4 号。

起陈独秀、李大剖等人的重视，并给予认真的反驳。1918 年，李大钊发表了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③他和杜亚泉一样，也将中西文化的特性概括为“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这是不科学的。但是，李大钊毕竟不同于杜亚泉， 他反复指出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实居优越之域”，批评如杜亚泉等人那种只会指摘“西方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认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的虚骄心理， 主张应当下决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济吾静止文明之穷”。陈独秀更是严厉地批驳了杜亚泉所谓输入西方文明引起“精神破产”、“人心迷乱” 的论调，他指出：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明，显然已胜过中国文明，不输入欧洲文化，固有的文明能保民族竞存于 20 世纪吗？在共和政体之下，提倡保存“国是”，当作何解？“谓之违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① 陈独秀还断然主张：“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②这虽然表现了反对封建文化的革命精神，但却失之偏激、绝对，开“全盘西化”论之端。

五四运动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更广泛展开。1919 年 9 月，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论。1920 年，梁启超旅游欧洲回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民主、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破产”， 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从而提出了中西文化“化合”说。同年，梁漱溟在济南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将讲演辞付梓刊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理论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儒家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在精神上优于西洋文化，就其终极发展而言，也无悖于现代的要求， 全世界都将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是第一位有系统有理论地维护儒家文化的学者，他的主张在五四运动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批判旧思想、旧文化，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而杜亚泉等保守派站在对立面加以反对，维护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逆潮流而动的。但是，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强调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杜亚泉等人看到了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时代性和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这都是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因此，激烈的争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