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新运动的发端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甲午战后，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898 年的戊戌变法，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政治演出。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又与中国的封建主义相结合，竭力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甲午战败，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且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的这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以新的姿态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向着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守旧的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在痛斥封建顽固势力的同时，也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种种失误和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要把中国从被帝国主义爪分的厄运中拯救出来，取得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富强，只有实行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为此，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借取了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向恪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顽固思想和只学西方技艺、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中体西用”论调，展开激烈的批判。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

治运动，经过几年的思想酝酿、舆论宣传和组织准备，终于在 1898 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 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从 19 岁开始又到广州，在著名理学家朱次琦门下学习三年，致力于“济人经世”之学。这使他对乾、嘉以来流行的“汉学”表示怀疑和反对。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贫弱和民族的危亡，使他对清朝统治的腐败深感不满。1879 年，他在家乡西樵山“专讲佛道之书”，与来游的同乡京官张鼎华相晤。在与张的交谈中，“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同年，又到香港旅行，“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洽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①l882 年，应顺天乡试不中，在归途中，路经上海，“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开始讲求西学，努力阅读江南制造局和外国教会翻译的西书及《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情况的著作。从此，他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要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进步得多，决心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

中法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的情形更加恶化。志在救国救民的康有为强烈要求改变现状，愤发图强。1888 年，他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在面临“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的严峻形势下，“一旦有变，其何以支？”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成法，力求自强。他请皇帝下决心赶快“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危局。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封上书没有递到皇帝手里。但它却在一些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人士中展转传诵，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影响，也使康有为获得了相当的声誉。从此，康有为就开始了他倡导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

第一次上书不达，康有为于 1890 年 1 月返回广东。同年春，晤见今文经学家廖平，受其启发，将今文经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经的“三世说”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人类社会进化的系统程序。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中国儒家的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就成为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两个来源。他根据这个思想学说，构筑自己的维新变法理论体系。1891 年，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表面上不谈政治，实际上是在用他的政治理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积极培养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1896 年，移学舍于广州学宫万木草堂。学生中除陈千秋、粱启超之外，还有韩文举、梁朝杰、曹泰、麦孟华、徐勤等。从 1889 年到 1895 年，他除先后出版了《长兴学记》和《桂学答问》两本讲学记录外，又在陈千秋、梁启超等学生的协助下，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是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于 1891 年 8 月刊行。在这本书里，康有为以极大的勇气对固守“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表示强烈不满。把自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学人士奉为经典的《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统统说成是刘歆伪造事实，是王莽“新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应称“新学”。后来被称为“汉学”的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之

①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己卯，二十二岁”。

学，也不是“汉学”，而是“新学”。宋人所尊崇的经书也多是“伪经”，而不是孔子之经。他的这种大胆言论，无疑是从根本上对“汉学”和“宋学” 的严重打击，在学术上是要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上是要抨击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主张，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康有为这种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它却在沉寂的思想领域掀起一声惊雷。从来没有什么人敢这样大胆地向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汉学”和“宋学”发起挑战。此书一出，立即引起封建卫道者们的仇恨和攻击，他们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之证，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掳其傺侘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谬妄，则固自知之也，于是借一用周礼之王莽、附王莽之刘歆以痛诋之”。①也有人惊呼，《新学伪经考》使“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②在顽固派的攻击下，清朝统治者曾先后两次下令严禁该书流传。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另一部重要著作。他从 1892 年就在陈千秋和梁

启超等的协助下，精心撰写此书，直到 1898 年才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在此书中，康有为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春秋》公羊派的学说，用“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来解释历史的演进。所谓“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附会并不是科学的历史观，但他明确指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所取代，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永远不可更改的传统说教，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茫无可考。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为“六经”，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宣传孔子自己“托古改制”的主张。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倡“改制” 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改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同时也把自己的维新变法主张说成是符合孔子道统的真谛。他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就是要向人们证明，他的维新变法主张，就是继承孔子的事业，完全合乎“圣人之道”。

《孔子改制考》的问世，立即遭到顽固守旧派更猛烈的仇视和攻击。叶德辉说，康有为利用孔子宣传托古改制的理论是“假素王之名号，行张角之秘谋”。①御史文悌在严参康有为的奏摺中，说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阐发的理论，是“灭圣经”、“乱成宪”的叛逆行为，要求将该书毁版，将康有为处死。顽固守旧派的这种攻击，表现出他们列政治变革的极大恐惧，同时也反映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在统治阶级中产主了重大反响。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授徒期间，还继续编著从 1885 开始着手的《人类公理》。在这部书里，他要求人类社会能够实现“平等公同”，希望有一个“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统一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宣传变法的两部理论著作，两书的先后问世，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梁启超曾说：如果把

① 叶德辉：《< 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 4，第 9 页。

② 《朱蓉生答康有为第四书》，《翼教丛编》卷 1，第 12 页。

① 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翼教丛编》卷 4.第 35 页。

《新学伪经考》比做“思想界之一大飓风”，那么《孔子改制考》便如同“火山喷发”。①因为在此以前，思想界还从未有过这样骇世震俗的新奇理论。康有为不论是指斥刘歆为新莽篡汉而制造“伪经”，还是借用孔子宣扬“托古改制”，其目的均不在古而在今，都是利用古书古人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同时，在顽固守旧势力还很强大，封建传统观念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借用儒家学说和孔子的偶像进行宣传，还可以减少来自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压力。正如他自己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②

经过几年的思想理论准备，又有了一批维新志士作为骨干力量，一场以改革封建专制制度、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运动，一俟有了适当的时机和条件，就将迅速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