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第一节 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社会经济一、外国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

19 世纪 60 年代，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这项政策由英、美两国所倡导，而为俄、法等国所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巩固和扩大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权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这就是“合作政策”的实质。清政府虽然了解“彼族深险狡黠，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①但是，却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列强逐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

1861 至 1862 年间，英、法、俄、美等国先后在北京建立了公使馆。相继派使来华的，不但有欧洲的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还有亚洲的日本、南美洲的秘鲁诸国。西方和日本通过它们的驻华官员，将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深入到中国的心脏，一方面直接对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势力；另一方面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增强它们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1866 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篇《新议略论》，①要求清政府切实保护外国侵略者在华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完全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事。他威胁说：如果触犯了外国侵略者的权益， 他们必然要进行干涉，“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这篇《新议略论》充分暴露了外国侵略者企图凌驾于清政府之上，操纵中国内政和外交的野心。

外国侵略者通过他们控制的中国海关，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早在1854 年，英、法、美三国便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窃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们又把上海海关所实行的办法推广到其他各通商口岸，在全中国建立了一套半殖民地海关制度。1865 年，总税务司署在北京成立，名义上隶属于总理衙门，但海关的行政、用人等大权完全掌握在英籍总税务司手中，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一律由外国人充任。如1873 年海关行政部门共有 93 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 58 名，美国人 8 名，法

国人 12 名，德国人 11 名，其他各国人 4 名。这就是外国侵略分子所鼓吹的中国海关机关“保持着国际性”，它“阻止了任何排外情绪的生长”，“为外国使节所支持”。②由于关税在清政府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所以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他对清政府的影响也愈益增强。

英国人赫德长期控制中国海关大权。在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上，他是一个重要的角色。1854 年，他奉英国外交部的命令前来中国，先后在宁波和广州的英国领事馆工作，后来曾任广州副税务司和上海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9，第 6 页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0，第 24—36 页。

②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2 卷，第 150、153 页。

税务司。他在英国公使普鲁斯的支持下，于 1863 年被清政府正式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他不仅把持海关行政，而且代清政府对外借款，采购军火，进而逐步插手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1865 年，他向清政府呈递了一篇《局外旁观论》，①劝告它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并威胁说：如果“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这篇《局外旁观论》的真实用心，也是要通过帮助清政府改革内政，使海关成为“改革这个帝国各个部门的行政和改进各工业部门的核心”。②赫德的狂妄言论在清政府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左宗棠在评论中愤然指出：“我之待赫德不为不优，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惟利是视，于我何有？”③

1879 年，赫德又向总理衙门呈递一份《条陈海防章程》，主张添购兵船， “雇用西人，重其事权”，并建议设立一个筹建海防的专门机构，要求任命他担任总海防司的职务，企图控制中国的海防大权。赫德的这项意见，遭到了当时许多朝野人士的反对，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说：“赫总税司前议，此间文武幕吏多不以为然，谓其既有利权，又执兵柄，钧署及南北洋必为所牵制。⋯⋯若初讲自强，仅倚一赫德，恐为东西洋人所轻视。”他建议将赫德所拟章程“斟酌改定，以免太阿倒持之患”。④负责南洋海防的两江总督沈葆桢也“■■执论”，表示“极为窒碍”。由于各方面的反对，赫德总揽中国海防大权的野心未能得逞。1885 年，英国政府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赫德在就任前，企图安排他的弟弟赫政继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消息传出后， 舆论大哗。赫德终于被迫辞去英国驻华公使的职务，继续留任总税务司。

外国侵略者还争相控制中国的派使工作和外交活动。在赫德的活动下， 清政府于 1866 年派总理衙门章京斌椿和同文馆学生数人，随同他一起去英国考察。

1868 年，清政府又在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怂恿下，派蒲安臣率领“中国代表团”赴欧美访问。该团成员有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毅，并有英、法各一人参加。他们一行到达美国后，蒲安臣竟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承认美国享有掠夺华工以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学校的权利。中国官员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是在 1870 年的“天津教案”之后，经法国威逼而派崇厚赴法“致

歉”。中国开始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臣是在 1875 年。这年，清政府因“马嘉理案”，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刘锡鸿为副使，前往英国办理交涉。继郭嵩焘使英之后，清政府因日本侵台事件，又派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中国的出使活动不仅从一开始就因外力而被强烈扭曲，而且每走一步都是在屈辱中为适应新的中外关系而求自保。

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列强凭借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869 年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使中英之间的航程比原来绕道好望角缩短了大约四分之一。1871 年，上海至英国伦敦与美国旧金山的电报线路接通，使西方资产阶级能够迅速掌握市场行情。这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0，第 13—22 页。

② 1885 年 12 月 21 日赫德致金登干 Z/234 函附件，《中国海关密档》第 4 卷，第 1381 件，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42，第 46 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0，弟 5 页。

些条件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扩大对华掠夺提供了便利。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被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在这一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向中国倾销商品。进口货总值，1864 年为 4600 万两（海关两，下同），1871 年增为 7010 万两，至 1881 年增加

到 9190 万两。①中国在 1864 至 1876 年间，还间或有过出超，自 1876 年以后历年都是入超。在各种进口货中，鸦片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其次为棉纺织品、毛织品、金属制品等。以 1867 年为例，鸦片的进口价值为 3199 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 46％；棉纺织品的进口价值为 1461 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 21％；毛织品的进口价值为 739 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 10

％；金属制品的进口价值为 163 万余两，占全部进口货总值的 2％。②这种情况到 1885 年有了改变，该年棉制品的比重已经上升到 35.7％，跃居首位； 鸦片降为 28.84％，退为第二位。此后，棉制品进口一直超过鸦片，占据首位。而在棉纺织品中，棉纱的增长速率又超过了棉布。棉纱的进口，1872 年为 5 万担，1881 年增至 17.2 万担，增长了 244％；棉布的进口，1872 年为1224.1 万匹，1881 年增至 1493.1 万匹，增长了 22％。③

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特别是棉纱的大量输入，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通商口岸附近的许多地区，农民和手工纺织业者开始用洋纱织布，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停纺的现象。

在这个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在出口货中，茶叶仍占着首要地位。但由于日本茶和印度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它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仅次于茶叶而占第二位。草帽缏、皮革等货的出口，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售价较低。中国的出口货主要为各种原料， 这是当时出口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表明中国正逐步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供给地。另一个显著特点，则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几乎全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原料生产者遭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他们已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直接榨取的对象。

外国资本势力为了倾销商品和输出原料的便利，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1862 年，以经营鸦片走私著称的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垄断我国长江中下游轮船航运将近十年之久。七八十年代，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先后建立，由于它们实力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所以逐渐侵占了我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航运权益。外国轮船公司经营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的结果，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企业的发展。

外国资本势力还争相在中国设厂，最早是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开设适应对华贸易需要的船舶修造厂；

70 年代后扩展到为进出口服务的加工业和若干轻工业，主要有砖茶、缫丝、制糖、制革、轧花、打包厂等；80 年代以后，投资的重点是公用事业； 到 90 年代初总共有 192 家，资本额近 2000 万元。其中如砖茶业，60 年代俄

商就开始在汉口设厂经营，到 70 年代已在当地建立起顺丰、新泰、阜昌三家砖茶厂，并迅速在江西九江、福建福州等地设分厂，垄断了中国出口砖茶的

① 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第 41 页，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② 马士：《中朝制度考》第 313—315 页。

③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72 页。

制造。外资的缫丝工厂则集中在上海，七八十年代规模较大的有美国的旗昌丝厂、英国的公平丝厂和怡和丝厂。进入 90 年代后，旗昌、怡和继续扩大规模，英国的纶昌、美国的乾康、法国的信昌、德国的瑞纶等厂也相继在上海设立，资本额共有 531 万元，成为当时外资企业中资金比较雄厚的一个行业。这些外资企业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主。

在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列强在中国陆续设立了一些银行。早在1848 年，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或金宝银行）。接着，

于 1854 年和 1857 年又先后设立了有利、麦加利两银行的上海分行。60 年代，

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增多，其中 1865 年在香港、上海两地同时开业的英国汇

丰银行，实力不断扩充，至 1890 年资本已增加到港洋 1000 万元，同时相继在汉口、天津和北京设立了分行，逐渐发展为外国在华资本最雄厚的金融机构。①到 90 年代初，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又先后在上海开设，但实力都超不过汇丰银行。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对清政府进行贷款，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工具。

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大，逐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中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连连破产，承受着旧生产方式逐步解体时的种种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