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文化发展的新局面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思想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新局面。首先是各地出现一些进步社团，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也日渐增多。1917 年 10 月，恽代英在武昌发起组织了“互助社”，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提倡服务社会。1918 年 4 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

③ 《言治季刊》第 3 期，1918 年 7 月。

① 《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第 5 卷，第 3 号。

②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 5 卷，第 1 号。

会”。它是五四时期影响较大的社团之一，曾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同年 7 月，李大钊、王光祈、曾琦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它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社团，会员成份复杂，思想倾向极不相同。1918 年 10 月，以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为骨干的“国民社”成立，于次年 1 月出版了《国民》杂志。1918 年 11 月，

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成立了新潮社，次年 1 月创办了《新潮》杂志，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18 年 12 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创办了《每周评论》杂志。1919 年 2 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周予同等发起成立工学会，主张学生学会做工，并帮助劳动者求学。同年 3 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不定期在街头等处讲演，宣传反日爱国、民主自治，反对封建家族制度，破除迷信等。

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旗帜之一是“科学”。这时成立了一些科学团体，如中国天文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华农学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国科学社。1914 年 6 月，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胡适、赵元任、杨铨、秉志等人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次年，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并创办《科学》杂志。1918 年，中国科学社迁回上海。它的社员发展很快， 1914 年只有 35 名，到 1919 年已发展到 435 名。中国科学社开展了许多科学活动，在它影响下相继成立了各种科学技术的分科学会，对推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所创办的《科学》月刊，在宣传普及自然科学技术知识方面，起了很突出的作用。

当时提倡科学不仅是传播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战斗性。首先是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批判宗教迷信，打击鬼神论。辛亥革命后，反动统治者一面鼓吹尊孔读经，一面大力宣扬鬼神迷信。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也流行“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封建迷信活动，上海还设立“灵学会”，编印《灵学》杂志。新文化的倡导者、传播者针对这种现象，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来加以批驳。蔡元墙在北京信教自由会的演讲中宣传科学，否定上帝创造世界。他说：“人智日开，科学发达，以星云说明天地之始，以进化论明人类的由来，以引力说原子论明自然界之秩序，而上帝创造世界之说破；以归纳法组织伦理学、社会学等，而上帝监理人类行为之说破。于是旧宗教之主义不足以博信仰。”①陈独秀更是明确主张“以科学代宗教”，他认为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在《有鬼论质疑》一文中，陈独秀指出“灵学”完全是奸民作伪，用以欺人牟利的骗人之谈，提倡“灵学”的人完全是一群妖孽，号召青年“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①鲁迅也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人的对头。”②

在批判宗教迷信的同时，《新青年》等报刊还反对偶像崇拜，主张崇拜真理。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指出：不仅鬼神偶像要反对，而且人

① 《蔡元培全集》第 2 卷，第 490—491 页。

① 《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

② 《随感录》，《新青年》第 5 卷，第 4 号。

间的君权偶像也要反对，“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一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因此，他呼吁：“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③李大钊也在《晨钟报》上发表了《培根之偶像说》，介绍 17 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曾提出：“欲得真理之奥”，必先破坏“岩窟之偶像”、“剧场之偶像”、“市场之偶像”和“种性之偶像” 四类。他的目的在于以此启发人们反对中国的偶像崇拜，使“举国昏昏皆为崇拜偶像之人，闻培氏说，其亦知所感奋乎”。④

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批判旧的文学时，对新文学的创作进行了探索，在小说、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诞生了新文学。

1918 年 5 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第一篇白话小说，其“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小说中塑造了肩负着因袭的重担但又觉醒、勇敢地否定封建宗法礼教制度的“狂人” 形象，有力地暴露了所谓“仁义道德”封建旧礼教“吃人”的本质，号召人们奋起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小说寓意深刻，题材新颖，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是创新。它是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新文学的诞生。随后，1919 年 4、5 月间，鲁迅又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和《药》两篇小说。在《孔乙己》中，鲁迅通过对受封建文化毒害的知识分子的刻画，深刻揭露、讽刺了腐朽的封建八股教条和封建教育，又借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炎凉世态。在《药》中，鲁迅以 1907 年民主革命女英雄秋瑾就义为背景，描写了革命者为群众奋斗牺牲而不为群众理解的悲剧，批判了被统治阶级愚弄得麻痹了的“国民性”。到 1921 年，鲁迅共发表 9 篇小

说。这 9 篇小说，是他的小说集《呐喊》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在新时代前夕的“呐喊”，不仅“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而且也确实唤醒了“铁屋”里“熟睡”的人们。①

当时较有成就的小说作者还有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叶绍钧（圣陶）等。他们把小说当作思想启蒙的工具，有所为而发，目的是表现和批评人生，改良社会。

在文学革命浪潮中，诗歌也发生变化。中国旧体诗专讲格律，不论是五、七言律诗还是绝旬，每句都拘执着平仄，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语言的表达。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新青年》开辟了白话新诗的园地，从 1917 年 2 月的第

2 卷第 6 号到 1919 年 5 月的第 5 卷第 5 号，共刊登新诗 83 首，还翻译外国

名诗 30 多篇。倡导并最先创作白话新诗的是胡适，他的八首白话诗即发表于

《新青年》第 2 卷第 6 号。随后，鲁迅、刘半农、沈尹默、陈独秀、李大钊等都相继发表新诗。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也发表新诗。

真正成为新诗奠基之作的是郭沫若的《女神》。郭沫若（1892—1978 年），

③ 《新青年》第 5 卷，第 2 号。

④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 193 页。

①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7—8 页，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原名开贞，号鼎堂，四川乐山人。曾留学日本。《女神》成书于 1921 年，辑

入诗人的 57 篇作品，其中大多数诗篇写于 1919 年至 1921 年的三年中。这是郭沫若“诗的创作爆发期”。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诗体现出追求自由、平等，反对束缚个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闻一多曾评论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紧要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 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①

新的散文是直接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在新的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针对现实的议论文、杂文。议论性散文是在新文化运动抨击旧思想、旧文学的声浪中最早问世的文学样式，说理明透，文字流畅。《新青年》从第 4

卷第 4 号起，开辟了“随感录”栏目。当时在“随感录”发表文章的，主要有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钱玄同等人。这些杂感在内容上大多起着开启民智、廓清愚昧、揭露痼疾的作用，而且短小精悍，锋芒锐利，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冲锋陷阵的尖兵。

戏剧方面，新文化的倡导者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掀起戏剧改革的讨论，批判传统戏曲。他们在鼓吹戏剧观念的更新，倡导面向社会人生，以改造社会和教育人民为目的，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们大部鄙视传统戏曲，给予全盘否定，缺乏科学的态度。另一面是译介西方的戏剧理论和作品，如英国莎士比亚和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得到广泛传播。《新青年》还出刊“易卜生专号”，掀起了一股“易卜生热”。易卜生的作品表现出对旧社会制度虚伪、腐败的鄙视，提出种种社会问题，对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