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也有“市场与计划”之争

20 世纪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和成熟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的时代，美国作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竞赛中，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

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职能分工愈来愈细，与此同时，生产的社会性愈来愈强。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趋势要求高度的协调，才能保证整体的统一性和高效率，以实现预期目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之上。美国的经济水平发展最高，“最具备经济计划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可为什么没有走上这条道路呢？

1989 年 1 月 8 日，美国的《洛杉矶时报》载文称，“现在已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市场是需要比较的、权衡和平衡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了”，但他同时承认，在战后初期的美国，计划经济曾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挑战的东西”。其实，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美国人曾就要不要实行经济计划和如何实行经济计划等展开过多次争论。30 年代的经济大危机，险些使美国“误入歧途”。他们不无后怕地回顾，

“如果 30 年代罗斯福总统倾向于形成计划等级组织，如果商界没有集合其力量去反对民主党的新政，如果最高法院没有宣布国家复兴机构是违宪的，真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类型的体制。至少，美国会非常接近于建立 20 世纪 30 年代西欧类型的计划。”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大学的经济发展课程一直把计划经济制度看作是一种应予认真讨论和考虑的、“可能替代市场制度的制度”，认为：为了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各国既可选择国家所有制

① 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著：《比较经济体制》，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70 页。

和计划经济，也可选择私人所有制和市场制度。如果它们选择资本主义， 它们可能使经济得到发展，但也可能面临经济衰退以及市场的失调和混乱。如果它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它们就能以计划和指导使经济有秩序地增长。40—50 年代，美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曾估计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情况会好于市场经济国家，它确实是“有某些事实根据的”。

甚至到了 70 年代，美国还有不少实行经济计划的建议，当然这些建议与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中计划”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中最著名的有： 1974 年，以瓦西里·列昂惕夫为首的“国民经济计划促进委员会”，呼吁设立“国民经济计划厅”；1975 年，“汉弗莱—贾维茨法案”提议在白宫设立经济计划厅、经济计划委员会，在州和地方政府中设立经济计划局，制订全国充分就业和均衡增长计划。②可想而知，在美国，这些建议不可能得到产业界权势集团的支持，在理论界也和者甚寡。据说，最积极的反对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曾有个大胆的倡议：邀请世界上最著名的计划经济支持者和最著名的市场经济支持者，到巴黎举行一场面对面的辩论，到底两者孰优孰劣？

即便如此，美国却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和移植着别种模式甚至是对立模式的长处，这就是所谓的体制的“吸收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各种模式间一定程度的融合趋向。据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提出了著名的“趋同假设”，认为东方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将越来越相似。加尔布雷思断言：“在（东西方）两个本质上不同的工业体制之间，在一切基本点上出现了趋同”。60—70 年代比较经济学的兴旺和发展，有助于美国了解他国进而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

萨缪尔森在 1992 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第 14 版中承认，市场经济国家发现自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不充分，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种认识上的深化，表现在“市场失灵”和“政府作用”两个方面上。当代美国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市场机制有助于生产资源合理配置，但有严重的自发倾向，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保证供求的均衡。新古典学派撇开政府作用谈市场经济远远不够了，因为实践证明，任何一种制度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保证资源长期和短期的有效利用，二是保证收入的公正分配。而解决这两个问题，国家都要参与并起重要作用。认为“不存在所有经济决策都在市场中决定的纯粹的市场，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的，在现代社会中，政府要起重要作用”。政府、市场和企业，实际上己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即使是在 80 年代全球自由化、私有化的浪潮中，绝大部分的美国经济学家仍相信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现实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好是坏，取决于这些政策的具体内容、作用时机、主客观条件等， 所以，围绕宏观经济控制的争论，不再是“要不要控制”的问题，而是“怎样进行控制”的问题。

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受到与其自由竞争市场原理相对立的因素的挑战、补充或限制，并且利用这些因素之后，才能够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的”。没有“新政”，没有社会福利政策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② 参见顾海良、冯文光主编：《它山之石——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概观》，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0—62 页。

政策，也就没有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的大发展。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