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任政策的终结

“经济领域不可能有彻底的放任政策，从来只有相对的放任政策”。放任政策在十九世纪得到发展和兴盛，但即使在那些年代，高关税和州及政府对运输的援助，就像州和联邦政府对银行投资的控制一样，也深深地干涉过这种（放任主义）观点，远在达到完全的自由放任（即政府完全不干预私有企业）的状态之前，“潮流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变”。自 20 世纪初期，美国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稳步增强，到了本世纪二十年

①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24 页。

① 钟流译：《美国经济概貌》，第 68 页。

② 杜蒙德：《现代美国》，第 17 页。

① 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第 1014—1015 页。

代，这一作用已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 30 年代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调节迅速加强：农业已基本上变成一个“被管制的部门”，制定价格和分配资源的决定因素已然不是供求关系了，而是政府；运输和交通业也与农业的情况相近；银行和证券市场已纳入政府强有力的调节之中；联邦政府在对夫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通过社会保险和其他计划提供福利等方面都已起到主要作用。②到 20 世纪中期，放任政策结束了。此时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不可能用这种政策“自动”解决。

放任政策之所以没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强有力的工商业本身在联合起来、从无限制的竞争中挽救自己而免于破产时，首先摧毁了既存的放任主义结构。①公众最后终于起而反对“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开发，以及普遍地使用的违法方法”，而且，由于剧烈的竞争对企业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危害，使人们不能不另谋解救之道。这样， 企业的合并与政府管理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②

所以，到了本世纪中期，美国市场中的政府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正如艾登姆所描述的那样：如果一个上世纪中期的典型的美国人面对今天美国的经济体制，他会发现许多令他惊奇的事情。他很快就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通过市场交换的，那种称为“公共部门”的实体出于国防、教育等目的也掌握了大量资源。并且，他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以政府为一方、以企业和家庭为另一方的不计其数的争论：应当采纳哪些法律、应当制订和废除哪些法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与那种在分配中没有政府干预的、传统体制下的平稳运行的市场大相径庭。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