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是穷人的“陷饼”吗？

可以用“花钱最多的”和“最落后的”来形容美国的公共福利制度。二战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社会福利支出保持较高的年均增长率，肯

尼迪一约翰逊时期（1961—1969 财年）为 7.9％，尼克松—福特时期（1969

—1977 财年）升至 9.7％，卡特时期（1977—1981 财年）3.9％，里根时期（1981—1985 财年）1.5％。到了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联邦政府开支中差不多有一半花在社会费用上。而与此同时，与别的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的福利制度又是很落后的，我们举几个数字来说明一下：

——美国目前有 3690 万贫困人口，同 60 年代初反贫困战争开始时

一样多（1978 年曾减少到 2450 万）。也就是说每 7 个成年人中就有 1

个穷人； 300 万无家可归者；每 5 个儿童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家庭，半

数儿童在长到 18 岁前至少有一年的贫困经历；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的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老年妇女的“社会不保险”问题； 12.4％的65 岁以上老人生活在贫困中。

——实际受益率下降，主要是因为未根据通货膨胀率相应提高补助金，比如，1986 年的实际受益水平比 10 年前降低 15％；失业救济不足； 相当一部分受益人仍处于赤贫状态（贫困线的一半以下）；加上里根当政以来福利“门槛”加高，不少穷人被排斥在外。

——医疗费用上涨过快， 80 年代其增长速度为通货膨胀率的 2 倍

以上，社会医疗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60 年的 6％猛增至 1992 年的 14％，公共福利各项目中用于健康和医疗花销加起来竟占了总开支的四分之一，这不仅致使赤字扶摇直上，国力难以支撑，而且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挤出医疗保健网，低收入的美国人最害怕的东西就是医院帐单。克林顿总统承认，“我们是唯一不向所有公民提供基本医疗保健福利的先进国家”。

在美国，也存在所谓的“福利族”。一部分是因福利体制的不健全， 尤其是帮助再就业不力，而持续依赖救济的人群；一类是因家庭破裂、非婚生育、旧城区教育不健全而产生的长期性福利依附人群；还有一些则是典型的“吃福利”、“吃救济”。比如， 1993 年，拿家庭补助金

的人数为 1420 万，要吃掉州与联邦财政 220 亿美元。政府还要支付食品

券 220 亿美元，学校午餐 49.4 亿美元，住房补贴 160 亿美元，等等，其效果值得怀疑。在许多纳税人看来，大量的福利开支无异于拿纳税人的钱来赞助游手好闲之徒。而且，这也使得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大有难以维继之感。共和党甚至宣称，民主党倡导的、过去 30 多年耗资 5 万亿美元。以提供社会福利为主的扶贫计划已“完全失败”。

早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社会就已看到福利问题的严重性，80 年代中期，美国国内掀起了关于福利改革的大争论，大多数美国人都认识到， 是停止福利金被滥用或将福利计划转向就业计划的时候了，在“福利改革向何处去”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一方面要降低被救济人的“福利依存度”，提高其“自立水平”，明确政府与福利受益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要进行非福利领域的配套改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福利制度解决不了美国社会贫宫不均的弊病，福利救济只是其他制度性措施如税收、教育、就业、婚姻家庭等等都失败后的“最后的选择”， 在这些非福利制度领域作重大改革，则能弥补现行福利制度内在的机能

障碍，减轻福利改革的压力。

然而，在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上，自由派、中间派和保守派看法却大相径庭，如是否要增加福利金，福利受益人参加工作是给予的“机会” 还是应尽的“义务”，州政府的福利政策自主权究竟该多大，等等。重要的是，美国人陷入一个传统“平等观”与道德情感的矛盾之中。在新保守的观念里，贫穷是罪恶，给穷人太多的福利会造成依赖，甚至认为福利对穷人是个“陷阱”，主张大力予以削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台的里根计划，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被批评为“阶级的、种族的、性别的反福利主义”，因为在这一计划中，真正被砍的经费不是中产阶级或有工作的人所享有的社会安全与医疗照顾和医疗救助，而是低收入家庭所渴望得到的失业补偿、低收入救助、教育、就业和社会服务。 1992 年洛杉矶暴乱之后，美国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就把当前美国的社会问题归因于“70 年代末期以来反对解决贫困问题的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