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代价

随着外界条件变化不断进行组织创新，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存之道。威廉森认为，特定类型的交易要用特定的规制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来进行组织和管理，以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规制结构，各有长短之处。市场能产生强的刺激力，比企业内部组织更有效地约束官僚主义行为，但对机会主义行为约束力弱；企业内部组织掌握着较多的调整契约关系的手段，比市场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 但会造成刺激动力的削弱和官僚体制费用。由此可见，进行企业组织的创新，改进动力机制，减少管理成本，便可以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甚至能弥补市场环境变化造成的损失。

在 1945 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和日本模式比美国模式要好， 或者准确地说，是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快。而从经济理论来看，美国模式应该是效率最高的。之所以产生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美国企业在组织创新上的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

50、60 年代，日本以美国为榜样，引进了各方面的企业体制，如现代质量管理体制、以董事会为核心的领导体制等，并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发展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制度，即以“人和”与“效率”为支柱，构建了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为特征的人事管理和分配制度；以质量管理小组、“无缺点运动”等为特征的质量管理体制； 以企业系列“无库存控制”为特征的生产管理体制，以“顾客至上”为特征的市场营销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劳资关系协调，企业凝聚力强， 员工生产积极性高，管理成本低，质量管理严格，库存少，生产效率高， 产品容易为顾客接受。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政府、公司、银行之间实行合作而不搞对抗，公司之间竞争激烈，但在追求国家经济目标上则团结一致。重视长期甚于短期，小组集体决策，强调无缺陷生产。这种企业制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日本的资源劣势，使日本能够在不长时间里缩短与美国的经济差距。

在本世纪上半期，美国的企业制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企业创新力强，产品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而战后尤其是 60 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在组织方面的变革日渐迟缓，落后于别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创新步伐，也落后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要求，表现在：

——美国大企业仍保留着代表工业化时代特点的森严等级、重物不重人的管理方式，大批量的生产和对误差的容忍。

——美国公司患有普遍的“短视综合症”。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

《大趋势》一书中，就把美国的经济问题归罪于企业“只注重短期效益”，

缺乏“耐心资本”，也就是说企业家较少地关心开发更佳产品的长期投资，较多关心季度收益报告之类的短期利益。

——美国的股东、企业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投资者追求近期利益，很少介入作为投资对象的企业的运营，这不仅表现在工业投资少于日、德两国，而且表现为资金没有得到最佳分配。美国的投资倾向于优先投向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部门，如尖端技术部门，对比较传统的部门则较少注意，结果出现了某些部门投资不足，另一些部门则投资过多的趋势。对企业内部也同样，资金运用上，用于有形资产上比较容易， 用于无形资产则不太容易。

——美国的某些重要行业缺乏竞争压力，代表性的是汽车业、钢铁业，都由少数厂家控制，限制了竞争。

——美国的一些产业已习惯于保护，成了“长不大的婴儿”。不少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受挫时，便跑到华盛顿去寻求保护，而不是在创新上下功夫。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抬头，便是这些企业在兴风作浪。米尔顿·弗里德曼尖刻地指出，那些被保护的“幼稚产业”，都是些“颇为上了些年纪的婴儿”，一旦给予了保护，就难再予以取消，因为他们已经强大到能够施加足够的政治压力了。

故而，最近几十年来，在美、日、德经济竞争中，美国一直在走下坡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组织创新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