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面夺权”和二月抗争全国陷入内乱和国民经济急剧恶化

1967 年 1 月，由上海扩展到全国的一场“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全面夺权”阶段。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11 月9 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为首者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事王洪文。他们宣称“要夺权”，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在遭拒绝后，王洪文纠集几千人到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要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当上海市委出面劝阻时，玉洪文指挥卧轨拦车，制造了沪宁铁路运输被阻断达 30 余小时的“安亭事件”。12 月 1 日，

“工总司”围攻《解放日报》社。30 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制造了 10

万人围攻上海市委院内 2 万多名工人赤卫队员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这个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 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4 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策划夺权。4 日和 5 日，上海“造反派” 相继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大权。6 日，上海 32 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大会，批斗了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获秋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此即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毛泽东肯定了“造反派”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1 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造反组织发出贺电，说他们的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22 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从此，在很短时间内，全国掀起夺权之风，造成全国更大规模的动乱。黑龙江“造反派”夺权以后，宣布成立全省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这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革命委员会”。3 月 30 日，《红旗》杂志第 5 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公开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此后各省市自治区夺权后权力机构统称“革命委员为了使各地夺权斗争顺利实现，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即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毛泽东和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

应当依法惩办”。之后这一条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有不满的，也是现行反革命。这个规定为林彪、江青一伙利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 月 23 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和援助地方“造反派”夺权。3 月 19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三支两军”。这一做法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后果。

全面夺权加剧了全国的动乱，各地武斗盛行，党政机关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这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抗争。1 月 19 日至 20 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同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叶剑英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谁想要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这便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

2 月 11 日、16 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剑英指着康生、陈泊达、张春桥责问：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会上谭震林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狡称：群众不答应。谭震林气愤地说：“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李先念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这就是所谓“大闹怀仁堂”。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向江青汇报，并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2 月 18 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提意见的老同志进

行了尖锐、激烈的批评，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责令他们检讨。从 2 月

25 日至 3 月 18 日，在怀仁堂召开 7 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判这些老同志。同时，江青、康生一伙还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在二月抗争被压制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掀起“揪叛徒”的恶浪，更进一步打击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各级领导干部。1967 年 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 1936 年 8 月至 1937 年 3 月薄一波等 61 人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诬陷“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件事在 30 年后重新提出，完全是康生等人阴谋陷害老干部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全国到处掀起“揪叛徒”的恶风。到 4 月 7 日止，短短三个月，各地揪出所谓“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有自首变节

或自首变节嫌疑的人”达 5200 余人。

1968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毫无根据地说：“刘、邓、陶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由于中共中央几个错误文件，以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煽动，许多过去已经作出正确结论的问题被统统推翻，重新审查，甚至无中生有，栽脏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在“揪叛徒”的高潮中。林彪、江青等人发动了一场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运动”。1967 年 4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给刘少奇扣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帽子，指责他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4 月 6 日，经江青策划在中南海第一次揪斗刘少奇。5 月 8 日，《红旗》、《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把刘少奇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说成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11 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单位深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期间，全国报刊大量刊载批判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 5 月至 9 月，仅中央和地方报

纸发琴的批判文章就达 150 多篇。

在“大批判”不断升级的同时，对刘少奇的人身迫害也愈演愈烈。1967 年 7 月 18 日，江青等人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对他进行人身污辱，逼迫他低头弯腰长达两个多小时，同时进行抄家。8 月 5 日，又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8 月 7 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向毛泽东提出辞呈，并明确表示：“我已失去自由”。①

“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尤其是开始全面夺权以后，各地造反群众组织围绕夺权问题分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或几派，在针对打倒什么干部、解放什么干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借机分裂群众，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导致造反组织间长期对立，并进一步演变成武斗，以致形成“全面内战”的极度混乱局面。

1967 年 7 月 14 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着手解决武汉地区两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后称“三钢三新”）和“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之间尖锐对立的问题。同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名义由四川抵武汉。他们违背毛泽东、周恩来促使两派群众联合的部署，四出活动，支一派，压一派。这引起“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的不满。7 月20 日，“百万雄师”的群众和支持他们的部分解放军上街游行示威井对王力进行质问和批斗。这就是“六·二○事件”。林彪、江青抓住这一事件大作文章，把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撤销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职务，

① 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 年 12

月 6 日。

在北京进行批斗。同时对武汉群众进行迫害，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撤销番号。湖北全省因此事件被打死、打伤、打残的干部、军人、群众达 18.4 万余人，其中武汉市被打伤打残的有 6.6 万人，被打死的有 600 多人。①

“七·二○事件”以后，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武斗和打倒一切，进行全面夺权。7 月 22 日，江青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说：“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就是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辽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25 日，林彪、江青利用“七·二○事件”煽动群众“揪军内走资派”， “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林彪还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此后，各地接连发生冲击军事机关和军队领导人的事件。8 月 7 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安）检（察院）法（院）”。之后，全国各地掀起“砸烂公检法”的浪潮。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市、自治区公检法机关，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了一系列冤案。全国公检法机构及其各项正常工作陷于瘫痪状态，造成社会秩序严重失控。

在 7 月至 9 月间，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从使用拳头、棍棒、梭镖，发展到使用步枪、机枪、火炮甚至坦克、装甲车，造成了“全面内战”的局面。贵州、四川、湖南、浙江、广西、河北、北京等地动用枪炮，死伤数十人、数百人的大规模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在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情况下，许多地方连续发生抢银行、抢仓库、劫车船、冲监狱等严重违法事件。武斗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带来的损失难以估量。

“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江青一伙还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事部门，兴风作浪，使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外交纠纷不断发生，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1967 年 8 月 7 日，王力煽动外交部造反派打倒陈毅，夺取外交部的大权。某些外交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使违反纪律的事情屡有发生。更严重的是，8 月 22 日发生了万人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面对全国范围的严重动乱局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7 月至 9 月间，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同时，又强调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他还批评红卫兵有可能犯错误。8 月底，经毛泽东同意，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1968 年 1 月又将戚本禹隔离审查。

10 月 7 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全国，这对于缓解对干部的批斗和迫害，抑制全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纠正某些极“左”的做法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局面的出现，使国民经济急剧恶化。这表现在：第一，国民经济处于无计划的状态，经济指挥和管理机构基本上瘫痪，1967

① 陈再道：《武汉“七·二○”事件始末》，《中国老年》1984 年第 2 期。

年原订国民经济计划实际上被废置。第二，建国后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被废止，并被斥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泛滥一时。第三，大批工人停工“闹革命”，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导致工业交通部门生产下降。工业总产值 1967 年为

1453.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4％，1968 年为 1380.3 亿元，在上年下降基础上又下降 5％，仅力 1966 年的 81.8％。第四，在农村进行所有制的“升级”、“过渡”，把农民的家庭副业统统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农业总产值 1967 年为 651 亿元，比上年有微弱增长，1968 年为 635 亿元，比上年下降 2，5％，仅为 1966 年的 99％。随着生产的下降，国民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在 1967 年和 1968 年也锐减。这样的经济状况必然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