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 发动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根据毛泽东在会前的指示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会上林彪毫无根据地提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的问题。会议由此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

① 所谓”黑八论”指：“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村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

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5 月 16 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估计，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据此，《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①《通知》还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并列举其所谓 10 条主要错误，指责它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时，《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由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通过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系统地提出了“左”倾方针和理论，由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通知》中反映出来的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和要求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内容。

5 月 18 日，林彪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散布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他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宣称“毛主席的话， 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讲话对会议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 5 月 7 日致信林彪（后被称为五·七指示）。他在信中勾画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这与“大跃进”时期的许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在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除了以一业为主外，兼学其它，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毛泽东的“天下大治”的设想。这些设想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根据会议决定，5 月 28 日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因此，一开始它实际上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

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毛泽东采取一种异乎寻常的措施放手发动群众， “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开展起来。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1967 年 5 月 17 日。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在康生派人授意下，贴出一张诬陷和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出即在北京大学内引起强烈反对。

1. 月 31 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接管《人民日报》，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报道，控制了全国主要的舆论工具。

2.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使他们威风扫地”。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毛泽东批准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是“反党集团”。号召群众把“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

1. 月 4 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又公布了北京新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领导“文化大革命”。

上述一系列非常措施，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强烈的反响。各地的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他们冲击学校党政机构，揪斗党政领导干部，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并波及机关、工厂，使局势日益紧张。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 6 月上旬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以往解决基层问题的做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驻工作组的先例，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 协助领导运动，同时拟定了《八条指示》，规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等，以求控制住局势。

运动一开始，由于各单位的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意向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采取态度也不同，因此，群众中出现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分，并展开激烈斗争。一部分群众和工作组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产生分歧，导致一些单位发生驱赶工作组的事件。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驱赶工作组的人，并给他们加上“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这样做并未缓和“造反” 群众和工作组之间的矛盾。这时，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一方面向中央提出撤回工作组的建议，井煽动学生反对工作组，另一方面收集材料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片面的汇报。

1. 月 18 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发现派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方式， 不符合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意图。7 月 25 日，他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他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7 月 28 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被迫在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会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

的三大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会后，各院校抛开工作组、抛开党委搞“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从此开始。

为了排除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8 月 1 日至 12 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 74 人，候补中央委员 67 人。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

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高等院校代表 47 人列席会议。

全会开始时，刘少奇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一些中央部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错误。8 月 4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十分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还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1.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里毛泽东还针对过去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指出：“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大字报中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 但明显指的是刘少奇。从批判《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再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越来越明确。8 月 17 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很快“炮打”中央合党政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的浪潮波及全国。

8 月 8 日，全会在不能进行正常的民主讨论的情况下，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继

《五·一六通知》后又一个充满了“左”倾错误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文件规定：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依靠的力量，要求“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运动的方法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运动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正确领导”。这个文件没有对“走资派”、“左”派等提出明确的判定标准， 也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文件虽然也规定“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等，但它实际上推动了一场盲目的、自发的、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那些正确的规定并不能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任何约束力。

全会从 8 日起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揭发批判。12 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 7 人扩大到 11 人，增加陶铸、

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排列名次居毛泽东之后列第 2 位，刘少奇由第

2 位降到第 8 位。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原来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提及。

通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完成了党内的组织手续。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了， 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