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外交工作的成就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政府总理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坚持的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为着发展同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 195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①，是新中国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印度政府的赞同。1954 年 4 月 29 日，将这些原则正式写入中印会谈公报，并载入双方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同年 6 月，周恩来出访印度、缅甸。6 月 28 日，在周恩来和尼赫鲁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重申在处理各国之间关系时应按照：

（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

（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这就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 月29 日，在周恩来和吴努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两国总理同意关于中国和印度所协议的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博得了国际舆论的极高评价。并已成为世界上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给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

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但是美国政府并未认真

履行停战协定，不仅未从南朝鲜撤退军队，而且于 8 月 8 日同大韩民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此作为美国长期赖在南朝鲜的依据。同时，美国的舰队继续游戈于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还插手印度支那地区，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活动，是同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相违背的。

1954 年 4 月由于苏联的推动，由中、苏、美、英、法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从 4 月 27 日到 6 月 15 日讨论了朝鲜问题。会议上，朝鲜、中国和苏联代表团提出：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 6 个月内撤出朝鲜；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朝鲜的合理主张。周恩来在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强烈谴责了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5 月 8 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五大国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老挝、柬埔寨。尽管美国政府代表团也极力阻挠，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于 7 月 21 日通过了《日内瓦会议

最后宣言》，使持续 8 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

① 周恩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18 页。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于 1954 年 6 月 25 日至 29 日，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厂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又一重大胜利。

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后，美国坚持奉行敌视和侵略中国的政策。1954 年 12 月 2 日，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在华盛顿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以此条约使美国武装侵占台湾合法化，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12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严正声明，反对美蒋条约。宣告美蒋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5 国总理发起，共有 29 个国家政府首

脑计 340 名代表参加的亚非会议，于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故又称万隆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亚非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国家自己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会议。周恩来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及与会各国间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为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作出重大贡献。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宣言》中提出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中印、中缅在 1954 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亦即亚非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促进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各国建立了联系，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同时还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愿意同美国政府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声明，导致中美两国 1955 年 8 月开始的大使级会谈。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扩大了我国同国际上的联系，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充分显示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使我国的国际声誉日益提高，朋友越来越多，为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到 1958 年 8 月，与我国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已经达到 31 个国家。

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积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