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育文化领域“左”倾思想的泛滥和对“新人口论”的错误批 判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思想在教育文化领域也有反映。
教育工作方面,1958 年 3、4 月间,教育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主题是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大跃进。会议提出:大力开展识字运动,大办各级各类学校,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普及办学,贯彻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把生产劳动列入教学计划等具体要求。
1958 年 4 月 15 日至 24 日和 6 月 10 日至 28 日,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教育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研究了教育工作的实际问题。这次会议的内容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写进在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历史地看,这个教育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忽视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个重要任务。指示还提出了教育发展的一些具体要求,例如:全国各大协作区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 年 1 月)。
①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60 页。
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以及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 3 年到 5 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
教育;争取在 15 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有条件、自愿的青年受到高等教育。这些要求是不切实际,难于实现的。但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 教育领域开展了“大跃进”。在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情况下,师生过多地参加生产劳动,否定课堂教学的必要性,忽视基本理论的系统学习; 贬低专家、学者、教授的作用;下放教育管理权限,使学校盲目发展,1958 年全国高等院校增加到 791 所,比 1957 年净增 562 所;大办业余教育、工农
大学,大抓扫盲工作,河南登封县两天内建立工农大学 44 所,入学人数达
11.7 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 1/3 以上。上述做法没有使教育事业真正得到发展,相反,却导致了教育工作的极大混乱。
“大跃进”的做法也影响到了文化领域。
1958 年 9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与会者提出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要放“卫星”。
10 月,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 要求群众文化活动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跳舞,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据此,一些地方提出每个县出一个鲁迅和郭沫若等的口号。作家被迫创作大批反映“大跃进”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
除了教育文化领域“左”倾思想泛滥以外,在理论学术方面“左”倾思想也有表现,这集中反映在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上。
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在 1954 年即开始注意中国人口问题。1957 年 6
月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他作了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7 月 5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发言。《新人口论》共讲了 10 个问题,主要内容有: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人口增长率在 20‰以上,而我国的资金积累不够快,1956 年的积累只有国民收入的 21%,“过多的人口,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人口发展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在量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就会表现出许多不适应,表现出许多矛盾。他疾呼:“控制我国人口,实属刻不容缓”。对于如何控制人口,他提出:实行定期人口普查,以此制定人口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恋晚婚晚育等。《新人口论》是马寅初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科学分析论证而得出的结论,实践证明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左” 倾思想影响下,《新人口论》却遭到了批判。
在人口问题上,毛泽东在 1956 年和 1957 年曾提出计划生育、节制人口的思想。但是,在“大跃进”形势下,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应当看到人多是好事,现在还是人口少,实际人口到 7.5 亿至 8 亿时再控制。1958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除了党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客观上助长了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1958 年 5 月,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点名要马寅初作检讨。以后,首先在北京大学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进行批判,而后一些全国性报刊陆续载文加入批判, 把他的人口控制思想错误他说成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对待众多的批判言论,马寅初针锋相对与之论战。从 1958 年到 1959 年,他发表 10 余篇文章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并表示“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
者们投降。”康生由此部署更大规模的批判马寅初的运动,指责“新人口论” 是“借学术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在强大的压力下,1960 年 1 月, 马寅初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不久,发表文章的权利被剥夺,长期与外界隔绝。
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造成了极力严重的后果,使我国人口迅猛增长,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