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反”、“五反”运动

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到 1950 年 9 月底基本完成。

调整工商业，范围很广，包括调整国营与私营、国营与国营、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调整工业与商业、金融业与工商业、城乡、地区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关系，以及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等。但最突出的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

（一）调整公私关系，即调整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在巩固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顾，使私营经济发挥其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作用”。①当时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49 年全国私营工业有 12.3 万户，职工 164 万余人，占全国工业职工

总数的 54.6％，生产总值 68 亿元②，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63. 2％。私营工业在全国轻工业产品产量中，棉纱占 46％，棉布占 40％，面粉、卷烟、火柴均占 80％。私营商业，1950 年全国共有 402 万户，从业人员 662 万人。商品销售额，批发占全国 76％，零售占 83.5％。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调整公私关系上，工业方面，主国是通过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把私营工业生产逐步纳入到国家计划轨道上来，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逐步消灭其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在商业方面，主要是调整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价格，给以出路。在经营范围上，适当扩大商品品种，在价格政策上，在照顾产、供、销三方面利益的原则下，适当调整价格比例，使私商有利可图。在调整税负上，农业税由原来占农业总收入的 17％降至 13

％，工商税目由 1136 种减为 358 种，依率计征，盐税减半征收。同时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予以扶持。调整公私关系是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核心。

（二）调整劳资关系。在处理工人与资本家关系方面，必须遵循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有利于发展生产、用协商方法解决劳资间的纠纷问题三条原则。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改进经营起了很大作用。

（三）调整产销关系。主要是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具体指导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使私营企业逐步走上计划生产的轨道。

① 薄一波：《若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101—102 页。

② 1955 年 3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版人民币和收回 1949 年通行的旧版人民币。折合比率为新币 1

元等于旧币 1 万元。此处指折换成的新币。

全国工商业经过合理调整后，市场情况明显好转。1950 年 12 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具体规定了私营企业应得的盈余比例为 15—30％。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城乡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国营工商业得到发展，私营工商业摆脱了困境，走上了发展道路。全国国营工业总产值，1951 年比 1949 年增长 148.8％，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比 1950 年增长 133.2％；私营工业总产值，1951 年比 1949 年增长 48.2

％，私营商业商品零售额比 1950 年增长 36.6％。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沈阳、西安等 8 大城市统计，1951 年底与同年初比较，私营工商业户增加 27％，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比 1950 年增长 135％。实行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在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年增加： 1950 年占 29％，1951 年占 43％，1952 年占 56％，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据全国 10 个城市税收统计：1950 年下半年与同年初相比，私营工业税增加 90％，私营商业税增加 80％。到 1951 年 7 月，全国失业工人由 166 万人降至 45 万人，就业人数增加了 221 万人。这说明整个经济状况正在迅速好转起来。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于增加市场商品供应、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发展资本主义的贪婪欲望，也随之进一步暴露出来。这时，由于主要的工农业产品大部分已被国营经济所掌握，并且对私营工商业的活动已有法令限制，他们已不可能公开地在市场上和国营经济争夺领导地位，于是便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用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罪恶手段，向国营经济进攻，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而且对抗美援朝战争造成直接的危害。例如，他们为志愿军制造的镐头等工具质量低劣，不能使用；食品罐头、饼干，甚至根本不能食用。更有甚者，他们用脏烂棉花做成的救急包，致使一些志愿军伤员造成残废，甚至死亡。他们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甚至用金钱、美女等卑鄙手段，拉扰腐蚀国家干部，使其蜕化变质，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前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由于贪污盗窃国家财产155 亿元（折合新币 155 万元）被开除党籍、依法判处死刑，就是蜕化变质的典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①毛泽东严肃指出：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这一事实，“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②

为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51 年 10 月至 1952 年 3 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及时地向全党作出了深入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决定，并首先部署了在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内开展“三反”运动。

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上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438 页。

② 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 年 11 月—1952 年 3 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53 页。

月 29 日，全国政协发出了《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1952 年毛泽东在团拜会《元旦祝词》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①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党、政、军、民内部开展起来。

“三反”运动到 1952 年 3 月，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3 月 11 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并且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实行“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的方针和政策，对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行为的人员，分别情况作了不同处理。到 1952 年夏，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斗争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初战。“三反”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决定的。“三反”运动中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虽曾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但很快作了纠正。总的说来，“‘三反’斗争⋯⋯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②“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这样分类处理的结果，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第一、二类占 70％左右，他们是团结的对象；第三类占 25％左右，是争取的对象。这两类加起来，人民政府就团结争取了工商业户的 95％左右，将打击面缩小到占 5％的第四、五类。而在这 5％左右中，又着重打击只占 1％左右的第五类。这样就团结了工商界的绝大多数，孤立、打击了极少数。从而，使“五反”运动健康地、深入顺利地进行。经过半年多时间，到 1952 年 6 月底，全国范围的“五反” 运动胜利结束。

“五反”运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地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五反”运动后，党和人民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关系，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