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纠正失误中的曲折 一、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从 1955 年第四季度开始到 1956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一股逐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激励下，各部门纷纷提出超过原计划指标的新的经济计划，其中尤以基本建设为甚。1955 年 10 月，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 1956 年基本建设投资是 112.7

亿元。但是，据计委 1956 年 1 月 5 日报告，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

153 亿元，后又增加到 180 亿、200 多亿元，比 1955 年预计完成数增加 1 倍多，而全年财政收入只增长 9.29％。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5 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 694 个，建成的 455 个，可是 1956 年初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基建

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 745 个，建成的追加到 477 个。几个月后，又将建设

项目追加到 800 个，建成项目追加到 500 多个。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导致了各方面的紧张。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提出要纠正急躁冒进。1956 年 1 月 30 日，周恩来在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政

治报告》时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 月 8 日，在国务院第 24 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强调：“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5 月，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为 6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会上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9 月，中共八大肯定了上述经济建设方针。11 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确定 1957 年经济工作采取“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毛泽东表示同意。这样， 1957 年的经济工作注意加强综合平衡，适当调整了发展速度，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避免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这一年财政收支增长，工农业产值比上年增长 10％，弥补了 1956 年经济工作的不足。

但是，在 1957 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掀起高潮后，对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

认识出现了变化。在整风过程中，一些党外人士对 1956 年的冒进引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紧张的局面提出批评，这在反右派斗争中被认为是右派言论， 遭到错误批驳。与此同时，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进了工作作风，使工农业出现迅速增长的新形势。针对这些情况，国内许多人认为经济建设可能出现比“一五”计划高得多的发展速度，一些地方领导人重提“多快好省”的方针。此时，毛泽东认为国内出现了很好的形势，而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使建设速度放慢了，因此，他相信 1956 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

1957 年 9 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严厉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其开端是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1957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全会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这次全

会讨论并通过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意义，基本通过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讨论了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等问题。所有这些继承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继续。但是，全会也开始出现偏离八大正确路线的“左”倾错误，使“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是：

第一，全面肯定了反右派斗争。全会肯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形势的不恰当估计，认为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是“极力猖獗、极为狠毒的”，进而确定整风运动在原有基础上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全会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肯定毛泽东在会前提出的关于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作用。

第二，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述。会前毛泽东指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上在小组讨论中，对此进行了争论。不少同志不同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认为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是正确的，应继续坚持。但是，毛泽东在 10 月 9 日的会议上作了结论，指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三，开始对 1956 年的反冒进展开错误的批判。会上，毛泽东对 1956 年的反冒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是右倾，是促退。他强调：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这样，全会改变了八大关于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转而强调速度，强调快。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有九省二市负责同志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反冒进，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 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 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十东西。他认为冒进与反冒进是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道路的斗争；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会议在讨论第二十五年计划和 1958 年的经济计划

安排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如：苦战 3 年基本改变大部分地区的面貌；

地方工业产值在 5 年至 10 年内超过农业产值；农业发展纲要规定 12 年完成

的任务要在 5 年至 8 年内实现；在 7 年内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

1958 年 3 月 8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成都会议）。会上， 毛泽东更进一步批评反冒进，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他还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他还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据此，会议讨论了 1958 年经济计划，提出了第二本

帐，其经济指标比 1958 年 2 月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制定的第一本帐有大幅度地提高。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 6.1％提高到 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 10％提高到 33％；粮食产量由 3920 亿斤提高到 4316 亿斤； 钢产量由 625 万吨提高到 700 万吨。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基本观点已经有了， 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他在会上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认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此外，他还提出两个剥削阶级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的问题。

以上会议不断加剧的对反冒进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强烈反响，也形成这样一种认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是应该肯定的，综合平衡积极稳步的发展则要否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左” 倾错误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八届二中全会以来在政治、经济指导方针上的一系列举措，对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 977 人，列席代表 389 人。主要议程是： 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邓小平作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谭震林作的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增选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在会议上多次发表讲话，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等 117 人作了大会发言，有 145 人作了书面

发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几个报告井作出相关的决议，增选王任重等 25 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八大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指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规定了它的基本点，这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却有很大的片面性。它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要求，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作用，过于强调速度，忽视了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这条总路线成为指导“大跃进”的总方针。

第二，会议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影响下，把建设速度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制定了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会议对 1956 年反冒进进行了

严厉批评，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等做法持批评和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保守派”，说他们是举“白旗”， 因此要“拔白旗，插红旗”。这种做法大大助长了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 造成浮夸不实之风泛滥。会议断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认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根据这个思想，会议正式提出“我国工业在 15 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会议甚至还提出争取 7 年赶上英国，15 年赶上美国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 1956 年 9 月八大一次会议时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其中钢产量从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0 万吨，粮食产量从 5000 亿斤

提高到 7000 亿斤。这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形势就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

第三，重新分析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结论。会议完全肯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是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接受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意见，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从这种认识出发，会议宣布：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已经加入了合作社，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关于主要矛盾的改变和把知识分子列入资产阶级范畴，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党在工作重点和主要矛盾这两个问题上陷入严重的自相矛盾状态，干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

八大二次会议在党内民主生活方面也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由于会前和会议期间，连续不断地指责批判正确的主张，使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严重损害，造成“左”倾思想很快发展，并得不到迅速的纠正。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 5 月 25 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红旗》，1958 年 6 月 1 日创刊号正式出版。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使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会议以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