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

1989 年春夏之交，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从学潮到动乱，直至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严重政治风波。

这场政治风波是从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开始的。当时， 青年学生举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动乱策划者和组织者以为时机已到，即大肆活动，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使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和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为。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它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 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 1987 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 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

4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赵紫阳于会议前一

天赴朝鲜访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必须坚决制止，并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邓小平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断，并作了重要谈话。4 月 26 日

《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严正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从社论发表到 5 月初以前，经过党和政府的大量工作，形势已趋平稳。

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 4

月 26 日《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 月 4 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讲话。她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学生游行“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局势骤然逆转。5 月 6 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说：“对学潮的新闻放开一点， 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 5 月 13 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嘱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 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声援” 绝食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社会秩序愈来愈混乱。

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 5 月 16 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第二大， 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 5 月 17 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

实行戒严，并于 5 月 19 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从而表明他同党的公开决裂。

20 日李鹏签署了国务院令，宣布自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但是，动乱的策划者继续造谣惑众，挑拨军民关系，拦阻军车，围困执

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并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6 月 3 日，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冲击国家要害部门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 6 月 3 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蛮袭击，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6 月 4 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经极大的耐心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

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宴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①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保卫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6 月 9 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三部曲”的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充分肯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要求全党按照原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他说，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加点劲。邓小平在重要的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发表的讲话，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