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一月风暴”开始，到 1968 年 9 月 5 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止，全国除台湾以外，

29 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任务已基本完成。这当中林彪、江青一伙乘机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安插亲信、骨干，攫取了相当大一部分党、政权力。

为了总结前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为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中共中央于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还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否必要的问题让会议讨论。由此，会议又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对陈毅、叶剑英、李富春、孪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剥夺参加会议的权利）进行围攻，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

会议通过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由江青、康生等人亲自控制的专案组从 1967 年 3 月起对刘少奇进行审查。他们采用种种非法手段，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伪证，栽脏诬陷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会议未经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地批准了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错误地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

外一切职务”。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在会上表决时拒绝举手。这样最终制造了全国最大的冤案，因此案而受牵连被判刑的达 2.8 万人。刘少奇在受审查

期间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并遭受长期折磨。1969 年 10 月 17 日他在重

病中被押往河南开封，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开封含冤逝世。

会议充分肯定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各项部署，并根据“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准备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召开九大的决定、代表产生办法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大会的代表 1512 人，代表党员约 2200 万人。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代表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选出来的。4 月 1 日大会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大会主要议程有 3 项：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自始至终充满了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的气氛，大力赞颂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大批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会上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也看不到任何严肃认真的讨论。

九大的政治报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理所作的错误解释和教条化的引用，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这一理论和在其指导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报告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观点，第一次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以及 3 年的实践，竭力鼓吹它的“丰功伟绩”，认定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告以大量篇幅对虚构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进行攻击，把刘少奇等人说成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报告还规定了今后的任务是“认真搞好斗、批、改”。九大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由此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了。

九大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总纲对毛泽东思想作了不符合实际的阐述，认定“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总纲中还肯定了所谓“基本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观点。这部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完全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罕见的。党章还砍掉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使得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同时也砍掉了新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所有这些对党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4 月 24 日，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 170 人，候补中央委员 109 人。其中原

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 53 人，约占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 32％。许多老一辈革命家被排斥在外，而林彪、江青的不少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还

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情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 5 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