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1956.9——1976.10）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 提出

1956 年是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标志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被消灭了，中国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同时， 从 1953 年开始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有把握在 1956 年提前完成。

在国际上，1956 年是多事之年。

1956 年 2 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报告对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新观点。在国内问题上， 报告强调恢复和加强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大会通过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在 24 日深夜，赫鲁晓夫向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突出地批判了个人崇拜，指责斯大林滥用职权，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使肃反扩大化，此外，还提出了斯大林在农业、卫国战争、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错误。苏共二十大，尤其是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国际上产生强烈的反响。西方帝国主义者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信仰危机，大批党员纷纷退党。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长期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经验，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农业，轻工业，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加剧。6 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工人罢工、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并出现骚乱。10 月，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在布达佩斯等地出现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插手下，导致暴力活动升级。所有这些严重事件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困难。

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于 4 月和 12 月先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表示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相结合，对于苏联的一切经验， 别的国家不应该原样照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论述了如何全面客观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错误的问题。特别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①不同意全盘否

①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 年 12 月 29 日。

定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帮助了敌人。

在国内国际形势产生变化的背景下，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要课题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一样，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 1956 年初开始，我国进行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地发展科学文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强对知识分子和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 1956 年 1 月 14 日至 20 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教育、科学、文艺等部门负责人等共 1279 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向会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分析了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状况，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学习改造，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都有了提高，知识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报告正式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成为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分析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现状，明确提出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指出：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 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 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会议建议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 陈毅为主任，集中几百名优秀科学家编制 1956 年至 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这对于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起了积极的作用。会后在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农业是关键。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 毛泽东从1955 年11 月开始与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征询了中共党内、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

1956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这个纲要草案，25 日，提交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了农业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其中心任务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在这时候，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以此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力求在工业和文教建设上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在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针中存在着一些

片面追求速度的做法，但是从总体上看，这反映了全国人民希望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尽快地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愿望，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意向。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国家经济的情况和问题，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道路，在 1956 年初，刘少奇听取了工业、交通部门的工作汇报。从 1956

年 2 月起，毛泽东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工业、农业、运输业、商

业、财政等 34 个部的汇报。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了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由毛泽东总结成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在 4 月

2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围绕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注意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 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十大关系”中涉及经济方面的有 5 个关系。毛泽东强调在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但鉴于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现象，我们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不要像苏联那样，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政治方面谈到了 4 个关系。毛泽东指出：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 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要团结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 1951 年和 1952 年的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肯定现在还有反革命，但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在是非关系上，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犯了错误的人，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 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 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

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之一。报告同时还向全党、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提出了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在讨论十大关系问题时，针对建国后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不良倾向，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方针，指出： “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联联合召开的报告会上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 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是人民内部的民主自由在科学文化工作领域中的具体表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鼓舞，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方面，周恩来于 7 月 21 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政治方针。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周恩来的这个思想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一系列正确方针的制定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