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改革

建国后，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这支队伍的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工农群众中培养选拔，这要有一个过程；二是对现有的知识分子改造和提高，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

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有爱国心和革命性。他们中的多数人由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60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147 页。

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思想上不同程度的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些同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又是不相适应的。他们恳切地希望党和政府给他们以教育和帮助，以便尽快地提高思想觉悟，转变立场，报效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这一运动，首先从北京、天津教育界开始。1951 年 9 月下旬，京津两市22 所高等学校 3000 多名教师，开展了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周恩来总理向教师作了《关于知识分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1952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①于是，从 1952 年 2 月开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发动群众，组织店员、工人和守法的资本家进行揭发检举；对违法的资本家交待政策，要他们走坦白立功之路；集中力量围攻大的不法资本家，还逮捕法办了一批反动的不法资本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 1952 年 3 月，转入定案处理阶段。3 月 5 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规定了处理违法户的五条原则：“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②。根据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以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把私营工商业户分别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种类型，并明确规定了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5 月 9 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规定了一系列合理的从宽的政策。中央指出：按中央规定好好结束这场斗争，“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③子的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详细分析了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他希望知识分子要努力“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①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②

ll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必须立即开始有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一至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 53 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第 98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 6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9—50 页。

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952 年 1 月 5 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工商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至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 1951 年 10 月开始，逐步由北京扩大到全国整个知识界，并形成高潮。

这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方法，一方面，主要是组织各界知识分子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影响，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向组织交待清楚自己的历史并检举所知的反革命分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解决立场问题；另一方面，组织他们参加革命实践，例如参加土地改革等运动。通过斗争实践，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运动的进行基本上是健康的。到 1952 年秋基本结束。

整个运动，积极方面是主要的，成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运动中由于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粗暴，因而伤害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

建国初期，党和人民政府还对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改革。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所属的一切学校，接办和处理了一批原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手中夺回了教育主权。之后，在全国各级学校中，逐步建立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逐步地把旧学校改造成为为工农兵服务的阵地。

1949 年 12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强调教育为国家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会上拟订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实施计划和改进北京师范大学及各地师范学校的意见。会议还决定逐步改革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师资及出版教育刊物等问题。

1950 年 6 月和 9 月，先后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高教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课程改革、领导关系等问题草案，后经政务院批准实行。

1951 年 10 月，公布了《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了切合我国实际的新学制，确立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类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并逐步地建立和健全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新的人民教育制度，这对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培养新中国各类建设人才有重大意义。 1952 年党和人民政府又进行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改变了旧中

国在学校设置、分布和系科分工上的无政府状态以及脱离实际的现象，使高等教育能够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次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经过整顿，使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调整，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消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