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

庐山会议指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6 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

为了进一步总结 1958 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

倾错误，中共中央于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 19 个问题要与会者讨论。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会议分成六个大组进行讨论。讨论中大家原则上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部分同志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 以来存在的问题，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但还不够，要求深入地进行这项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对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不满，不愿多讲缺点，多听批评，认为纠“左”过了头，是泼冷水，是右倾。7 月 10 日，毛泽东在组长会上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一些干部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说法。他强调总路线、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他宣布会议到 15 日结束。

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在西北组多次发言和插话。由于他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发言中对问题谈得比较深刻、尖锐。他担忧一些人“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愿听批

评意见会影响对“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于 14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 1958 年以来，“成绩确是伟大的”。其次总结了 1958 年以来犯错误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于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我们所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浮夸风普遍滋长，“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 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彭德怀建议系统总结一下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甚有益处，这样做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的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他给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自己意见的做法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

月 16 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者讨论，并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讨论中，有些人反对这封信，认为夸大了错误，低估了成绩，是针对毛泽东的。也有较多的人表示基本同意这封信的内容，认为提出意见是好的，但对一些提法（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表示不赞成。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在讨论中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观点。张闻天在发言中还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强调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他反对那种不讲条件、不合乎实际的“主观主义、片面性”，主张“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党内民主作风方面，他认为“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牛力”，为此领导上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

彭德怀的信以及张闻天等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自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以来，一直在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他坚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1958 年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对于彭德怀等提出进一步深入纠“左”，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的要求，毛泽东认为这不是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实际上是怀疑和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右倾的表现。7 月 23 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他们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 30 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还逐一批判了彭德怀信中所讲的“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观点。7 月 26 日，毛泽东在李云仲给他的信上写了两千多字的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指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毛泽东还说这个批语是他 23 日讲话的补充。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开始对彭黄张周进行错误的揭发批判。

月 2 日至 16 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进一步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并且联系历史上的是非，搞“新帐老帐一起算”，把彭德怀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

同盟者”。会议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干部”。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文件，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会议决定把彭黄张周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的职务，以观后效。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八届八中全会还根据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调整 1959 年的计

划指标，如钢产量降为 1200 万吨，原煤产量降为 3.35 亿吨，粮食产量降为

5500 亿斤，棉花产量降为 4620 万担。但是，全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又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下，以跃进的速度立即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庐山会议以后，各地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这场运动的重点虽是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各军区、各省地具领导机关，但也进一步扩大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据 1962 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全国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 300 多万人。

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和“反右倾”斗争的开展是建国以后国内政治生活中一次重大的失误，它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政治上，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以致国家的民主生活，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助长了说假话、搞浮夸、不敢坚持原则的不良风气，也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得以发展。理论上，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视为“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察觉并开始纠正的错误又重新发展起来，并延续了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