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林彪集团的覆灭 一、“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导火线

1966 年是我国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正是在这一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种矛盾、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积累的结果，首先，1957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的直接原因；其次，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逐步发展，严重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文化大革命” 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三，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利用和助长党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也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其四，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存在一种脱离实际、带有空想色彩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断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扫除实现这一思想的障碍；其五，“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国际上看，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 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这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震动，提高了“防修”的警惕性， 并且在国内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但是对什么是修正主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作出科学的准确的判断，而是把党内外正常的不同意见和争论看成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阶级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从国内来看，一方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只有在探索中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从而使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弊端集中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思想不易在短时间内清除，由此，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是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的倡议，于 1960 年底写成的。翌年初开始上演。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并不担

任重要职务的江青在 1962 年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1964 年，康生又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1965 年 2 月，江青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毫无根据地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 1962 年受到错误指责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反映”，并断言《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看过后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未研究讨论，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抵制姚文元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北京的主要报纸没有转载。直到 11

月 30 日，在了解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后，《人民日报》才予以转载，并加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编者按语，强调：《海瑞罢官》应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这次讨论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指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 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5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谈话时进一步说： 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更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色彩，造成批判运动的范围迅速扩大。

林彪自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极力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论调。

1964 年 5 月，在他“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下，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1965 年 11 月，林彪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实际就是突出阶级斗争，突出个人崇拜，宣扬现代迷信。在 1966 年，林彪更进一步神化毛泽东，把毛泽东著作说成是“最高最恬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受到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抵制。为此，林彪、叶群勾结吴法宪、李作鹏等制造伪证，诬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

1965 年 11 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表示对罗瑞卿的不信

任。因此，罗瑞卿受到错误的批判，在 12 月 8 日至 15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被调离军队领导岗位，并受到隔离审查。在此之前，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无中生有的罪名而遭免职。

到 1966 年初，由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批判运动波及到了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为了研究解决学术批判中的不正常情况，提出一个明确指导方针，1966 年 2 月 3 日，彭真召集“文

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 1964 年 7 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组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在讲话中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提纲不赞成把学术讨论变为政治批判运动，强调：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提纲还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这个提纲得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2 月 8 日彭真等人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对提纲没有表示不同意。随后，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正式将提纲转发全党。根据提纲的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

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

就在中共中央研究拟定“二月提纲”，对学术批判加以某些限制之时， 江青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后，于 2 月 2 日至 20 日，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的文艺的结合”。《纪要》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纪要》还批判了所谓“黑八论”，①提出创立样板戏，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任务。毛泽东对这个《纪要》作了三次修改。4 月 10 日中共中央将《纪要》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领域阶级斗争过于严重的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纪要》的制定过程，还是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利用的开始。

《纪要》的发出明显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1966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康生在上海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说彭真追查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是“整到主席头上了”。由此，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3 月 30 日，毛泽东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 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要解散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他还点名批评由邓拓、吴晗、廖沫沙撰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撰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4 月 16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真，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等问题。4 月下旬彭真被停止工作。5 月 8 日，江青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发表，公开发起了对邓拓、吴哈、廖沫沙的批判，把他们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其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一时期，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已经扩展到政治领域，针对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在党内外产生强烈的震动，这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