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中央于 1978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按照华国锋的设想，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会上，陈云发言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他提出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应该肯定”；要肯定彭德怀“对党的贡献很大”；薄一波等 61 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陶铸等也不是叛徒，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中央专案组是文化革命时期成立的”， “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象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 1940 年中组部的决定①是党的决定，应根据这两个决定的精神，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给以重新审查，“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康生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给以应有的批评。①陈云的发言实际上是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到会的许多老同志还提出了“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重大是非问题，要求中央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革小组”被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胡耀邦就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放手恢复老干部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问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

11 月 25 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其中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 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康生、谢富治的问题很大，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送交中央组织部审理。在 12 月 13 日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

① “七·七”决定是指 1937 年 7 月 7 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1940 年中组部决定是指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

①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11.1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5—17

页，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于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认为，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应该从 1979 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守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就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根本问题上重新恢复和确认了中共八大的正确估计，从而解决了党从 1957 年以来未能解决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全会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全会指出，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国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全会指出我们必须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切实注意解决吁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 造成窝工和浪费，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些思想，是党摆脱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影响、确定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开端，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全会还讨论了 1979、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还提出了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

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借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要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全会还认为，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指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会后， 中央政治局任命胡耀邦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 1976 年 10 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