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的。但是，毛泽东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支持整顿的，所以一旦整顿工作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就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并从理论上作进一步地思考，加上“四人帮”顽固地阻挠、抗拒和反对，使整顿工作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

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 月 26 日，他在长沙又同周恩来谈及这个问题，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

“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依然存在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这说明他原有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得到进一步发挥。可以看出，他希望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办法来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这样做从理论上和根本制度上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表明了他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毛泽东的谈话。由此，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在全国掀起。

“四人帮”不甘心“组阁”失败，他们利用一切时机来达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以掌握更多权力的目的。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共 33 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作了断章取义的引证，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四人帮”还借此运动大批所谓“经验主义”。3 月 1 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4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全面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文中张春桥还叫嚣要全部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这时期，“四人帮”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觉察。4 月 23 日，他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5 月 3 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了“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和搞宗派活动。他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由邓小平主持于 5 月 27 日和 6 月 3 日两次召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此后一段时间，“四人帮”的活动有所收敛，这对当时的整顿工作是有利的。

但是，“四人帮”的野心不死，他们仍在竭力寻找时机。1975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教师的要求，谈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他认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姚文元闻讯后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说评论《水浒》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同意姚文元的意见。这样，“四人帮”策动了一场“评《水浒》运动”。这时，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宋江”、批“投降派”，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江青在这期间到处散布“评

《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 月 17 日，江青在大寨再次散布说“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她所说“架空晁盖” 实际上是诬蔑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在得知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后，斥责她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批评又一次抑制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毛泽东自 1971 年冬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1975 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联络员进行联系。此时，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他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

1975 年 9 月 28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担心中央，怕出反复”。11 月 2 日，毛远新又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这种歪曲挑拨式的汇报，同意他的观点，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据此，毛泽东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月 3 日，清华大学党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毛泽东对刘冰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曾于 1975 年 8 月、10 月先后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党的原则，是正常现象。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认为信由邓小平转交说明“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批示后，率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1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批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至此，整顿工作被迫中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全国，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邓小平。

1976 年 2 月上旬，中共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毛泽东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他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毛泽东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对当时大多数干部来说，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决策上的错误，更猖狂地攻击邓小平，反对整顿工作。他们把整顿工作说成是“复辟”，把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说成是“还乡团”，还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

公式，把四个现代化说成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他们诬蔑邓小平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在搞“修正主义”。

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得到人们广泛拥护。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这场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否定了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一批坚决执行正确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帮派人物和造反派头子又被任用，国民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使全国局势再度陷于混乱。由于这场运动完全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因而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经过这场运动，人们更加认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一股长期蕴藏在心中的憎恶和愤恨的情绪即将迸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