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经济上调整任务的胜利宪成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
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采取切实可行的调整方针,到1962 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开始趋向好转。在这种形势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未能从根本上纠正,由于党内在恢复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中存在意见分歧,也由于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变故、争端以及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某些方面有些激化,毛泽东又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造成“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严重干扰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
1962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村工作问题、粮食问题、商业问题等。8 月 6 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由此,会议大部分时间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这也就成为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此前还在北京举行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
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表了多次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集中反映在经过他反复修改和最后审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公报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会上毛泽东还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老干部要好好研究,要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特别是青年人中进行教育,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年年讲,月月讲。
关于“大跃进”以来经济困难形势的估计和对一些地区农村群众实行包产到户的态度问题,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刘少奇、陈云等在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上强调要把困难估计够。对待包产到户问题,邓子恢,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表示过赞同的意见。但是,在北戴阿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的影响,把党内这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地开展了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他批评邓子恢等入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于,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1962 年 6 月彭德怀向中共中央递交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全会期间,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 得到毛泽东同意。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说成是力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全会决定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习进行审查。会后还撤销了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
上述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和种种批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政治上“左” 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使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观点更
加系统化和理论化,也使七千人大会以后逐渐恢复的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又受到损害。
全会还讨论了经济工作,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等文件。全会继续坚持八字方针,提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 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全会继续落实了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即原生产小队),至少 30 年不变;生产队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避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应允许和鼓励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等。这些规定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全会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讲话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形势分析,同时鉴于 1959 年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实际工作中的纠“左”工作,他提议将这次全会批判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高级干部,不向下传达。毛泽东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会上提出, 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 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经济上调整工作基本上能够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这说明“左”倾错误虽有发展,但尚未支配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