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

北戴河会议以后的两个月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相继到各地调查

研究，发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一些错误，特别是“共产风”，供给制等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从 1958 年 11 月至 1959 年 7 月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中央会议，着手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制定了一系列较为可行的方针政策。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中心议题是人民公社问题和商品生产问题。会上，毛泽东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针对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4 日，毛泽东在听取一些省委书记议论十年规划文件时说：还是社会主义为题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现在牵涉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回事。关于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批驳了陈伯达等主张废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货币的错误观点，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必须使用的，还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大发展。他说，废除商品，对农产品实行调拔，就是剥夺农民。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建议党的备级负责干部认真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会上，毛泽东亲自和与会者一起认真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武昌会议。为了进一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同时为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1958 年 11 月 21 日至 27 日，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继续纠正“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会上，毛泽东强调：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关于指标问题，地反复讲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将1959 年的钢产量指标降为 2000 万吨，对外公布为 1800 万吨。会议还提出要

在 1958 年 12 月至 1959 年期间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准备，1958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

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人民公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共中央纠正这一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乱现象的成果。

针对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是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决议》强调：“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

发展为基础”。我们既然热衷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衷于发展生产力，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针对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因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统一全党的认识。

《决议》还规定：社员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家具等）和存款永远归个人所有；社员可以保留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还可以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决议》还批评了浮夸风，认为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不相容的，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决定降

低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 1959 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如：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

的 500 亿元降为 360 亿元，钢产量由原定的 2700—3000 万吨降为 1800—2000

万吨。但是，粮食生产指标未能降低，仍定力 10500 亿斤。

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普遍开展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被抑制，但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共产风”和向农民征收过头粮的现象仍然存在，党同农民的关系依然紧张。1959 年 2 月，毛泽东在视察中发现这种情况后，认为只有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才能纠正“共产风”。据此又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中央于 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会上，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同农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应当从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他说：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不了解公社的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公社一成立，就取消了生产队所有制，实行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因此，有人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

为了纠正人民公社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明确指出：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他认为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毛泽东还指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提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共 14 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个文件还规定：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管理区（生产大队）或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召开多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宣传和贯彻有关人民公社的新精神和决定。毛泽东几次给各级干部写信，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

上海会议。1959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上海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1959 年 4 月 2 日至 5 日，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着重解决了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等问题，其主要内容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这种情况不能很快改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时期；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对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帐目要作一次认真的清理，凡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劳动力、土地、房屋、生产工具、资金、家畜家禽等要退赔；公社的全部劳力，用于农业生产的不得少于 80％等等。这些规定对各地整社工作起了促进作用。

全会还讨论通过了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将基本建设投资由 360

亿元降到 260—280 亿元，钢产量仍为 1800 万吨，但内部说明其中好钢为 1650 万吨。

在全会上，毛泽东提到工作方法问题，如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波浪式前进，解除封锁等。他还提出要学习明朝官员海瑞敢讲真话，要有象海瑞批评嘉靖皇帝那样的勇气。

1959 年 4 月 18 日至 28 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

召开。周恩来总理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作《关于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作《关于 1958 年国家决算和

1959 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大会代表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大会通过的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仍然是高指标，其中要求工业总产值增长 41％，农业总产值增长 39％，钢产量为 1800 万吨，煤产量 3.8 亿吨，粮食产量 10500 亿斤，棉花产量 1 亿担。

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往国务院总理。

4 月 17 日至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进入 1959 的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中比例失调造成的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工农业生产问题严重，轻工业品、副食品供应短缺。鉴于这种情况，陈三提出：粮食要省吃俭用，控制销量；专拨一部分原料生产日用必需品；精简上一年多招收的工人等措施。同时，他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托落实钢铁生产指标，提出钢产量指标由 1800 万吨降至 1300 万吨。6 月 13 日中共中央

发出紧急指示，确定当年钢产量为 1300 万吨。为了纠正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方面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195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写了一篇《党内通信》。他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他强调各级干部都不可讲假话，“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农村整社过程中，农民群众要求恢复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对此，5、6 月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恢复自留地；鼓励社员利用空闲时间把闲散土地利用起来，所收庄稼不征公粮，不归公有。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规定公社、生产队生产的一、二、三类物资，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可拿到集市上交易，社员家庭生产的产品亦可在集市上出售。此时，中共中央还明确：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它并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从 1958 年 11 月以来的八九个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的遏制，紧张的形势也得到初步的缓和。这期间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长远的意义。但是，毛泽东等充分肯定“三面红旗”，这就使得纠“左” 的措施，未能完全落实，也不能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左”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