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和进一步的探索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共中央反映，发现 1962 年当年财政有

20 至 30 亿元的赤字，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尚有很大的逆差。这个问题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切实贯彻八字方针，1962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故称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中心议题是讨论 1962 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认为当时财政经济困难十分严重，经济正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非常时期”，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

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他认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其中主要是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家的财力和物力。他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提出了 6 条办法：

（1）把 10 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提出从

1960 年算起，大体要 5 年的时间作为恢复阶段，在这个阶段采取两条办法：一是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二是一切步骤要稳扎稳打。（2）减少城镇人口。

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要严格现金管理，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生活必需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
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如增加大豆和有关日用品供应等。（5）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

（6）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陈云说：“以上六点，是克服困难的重要办法”。他的讲话得到会议的赞同。在经过毛泽东同意后，陈云的讲话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各部门，成为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西楼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重新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5 月 7 日至 1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通称五月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讨论 1962 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强调必须退够才能完全摆脱被动的局面，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

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全国迅速地坚决地开展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工作，并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从 1960

年的 388.69 亿元削减至 1962 年的 71.26 亿元；积累率从 1960 年的 39.6％降至 1962 年的 10。4％；1962 年的基建项目为 2.5 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为 1003 个，比 1961 年分别减少 1 万多个和 406 个。工业战线实行关、停、并、转，降低发展速度，调整内部结构。1962 年 5 月调整计划指标，工业总产值由原定计划草案的 950 亿元调为 880 亿元，钢产量由 750 万吨调为 600

万吨。从 1961 年算起，到 1962 年 10 月止，全国县以上工业企业减少了 4.4 万个。

第二，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从 1961 年初到 1963 年 6 月，全国共

精减职工约 2000 万人，减少城镇人口 2600 万人。

第三，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由于大批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第一线，到 1962 年农村劳动力增加到 2.1278 亿人，超过了 1957 年。国家增加农具、农药、化肥的生产和供应，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削减粮食证购量，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

第四，加强金融管理，稳定市场，回笼货币。

1962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收回几年来银行下放的一切权力，严格信贷和现金管理。同时，大力压缩财政开支；清仓核资，清理拖欠贷款和扭亏增盈；在稳住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继续对 10 种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由于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很快取得成效。到 1962 年 8、9 月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到年底，粮食产量达到 3200 亿斤，比上年增产 250 亿斤；1962 年国家财政收支

平衡，结余 8.3 亿元，结束了 4 年连续赤字的状况；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

在 1961 年和 1962 年调整经济工作的同时，政治关系方面也进行了调整。

1962 年 4 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并发出《关于加速进行

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 1961 年 6 月中共中央发出对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指示以来，一些地区和部门重视不够，进度很慢。鉴于此，通知提出对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人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这样，甄别平反工作才迅速展开。到 1962 年 8 月，全国有 600 多万党员、干部得到了平反。

关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 1959 年国庆前夕已经开始分批进行，到 1962 年大部分已摘去帽子。尽管摘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未从根本上澄清是非，但摘去帽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1962 年 3 月，刘少奇召集第 18 次最高国务会议，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或者有也很少。周恩来在 3 月 27 日至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近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还强调，要不断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贯彻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态度，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十分感动。他们纷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采取更为有效的农村经营管理方式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安徽省在这方面首先进行了大胆探索。1961 年，安徽省宿县、全椒县等地的农民提出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的办法，即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安徽省委支持农民的这一举动，起草了《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很快这一做法在安徽迅速推广，到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 85.4％。同时，广西、广东、河南、湖南、贵州、四川、河北、甘肃和东北三省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区也先后采取了这种办法。到 1962 年 7 月，全国大约 20％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中共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他认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而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与产量联系是很难包的。刘少奇、陈云都支持过这种主张。邓小平在 1962 年 7 月一次讲话中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①

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在许多方面是适应中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的，是符合大多数农民的要求的。它可以被看作是 70 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