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文化大革命”的持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受挫江青集 团的覆灭
一、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一度纠正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纠正“左”倾错误作出了努力,使各方面工作出现好转。
为了清查林彪集团的罪行,消除和减少这一事件造成的影响,中共中央于 1971 年 9 月 18 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向高级干部通报了林彪“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情况。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 9 月日以后 10 天内拒不向中央揭发交代问题,而
且销毁罪证,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6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逐级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基层传达。从 1971 年 12 月 11 日至 1972
年 7 月 2 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 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算林彪的两面派手法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结合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指示,加强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党的领导的教育等。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对于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教育一些犯错误的人,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林彪一伙极“左”的真面目,争取国内形势的好转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毛泽东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下,对林彪集团罪行的批判不可能深入彻底。
这一时期,毛泽东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也吸取了某些教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和纠正。他在周恩来的密切协助下, 亲自抓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为 1967 年的所谓“二月逆流”平了反。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4 月上旬,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下令把中央近 500 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从各地“五七”干校调回北京。4 月 24 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以后许多老干部或其家属纷纷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查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在一些信件上作了批示。周恩来根据批示, 加紧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使一批受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并重新安置了工作。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1972 年 8 月 1 日,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老干部出席了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45 周年的招待会。8 月 14 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揭发林彪的信上写了批语,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197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
职务。同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与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给贺尤、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 年 7 月,中共中央为杨、余、傅平反。9 月 29 日为贺尤平反并恢复名誉。上述一系列做法在国内产生重大反响, 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鼓舞。
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过程中,鉴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对各方面实际工作的破坏,周恩来在一些全国性会议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希望各方面工作走入正轨。这一努力是 1967 年 2 月前后老一辈革命家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继续。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 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由于受“突出政治”的影响,许多干部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情况,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他鼓励各级干部要敢于抓生产、抓业务。1972 年 7 月 14 日,周恩来指示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10 月 6 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意见写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 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0 月 14 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 8、9 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 3 篇文章,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和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 倾错误的某些措施,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因而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时期,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他采取措施纠正了某些具体错误,对批判极“左”思潮起初也是支持的。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因而又采取种种措施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攻击一切妨碍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们此时竭力反对批判极“左”思潮。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人民日报》3 篇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汇报》以工人群众的名义写文章攻击 3 篇文章是大毒草,并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和“右倾回潮”。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势必否定“文化大革命”, 所以,毛泽东最终不能容忍对极“左”思潮的进一步批判。1972 年 12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批“左”,他断定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从此只准批极右,不准批极“左”。这样,周恩来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被迫中断,而江青一伙愈加得势,使“左” 倾错误继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