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希望通过“斗、批、改”， 以“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改造一切，彻底否定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在全国建立一种新秩序，以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其中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意向。“斗、批、改”运动的主要内容不同于《十六条》中规定的“一斗、二批、三改”，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 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虽针对工厂而言，但实际包括全国各个领域。

“斗、批、改”中，毛泽东亲自抓“六厂二校”①的点，并且把他们的经验推向全国。“六厂二校”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广泛发动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带动各项工作。

“大批判”被认为是为“斗、批、改”开路。这种“大批判”目的是彻底否定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批判中采取不顾事实，不讲道理，全盘否定的做法，把许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把建国以后 17 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统统视为“修正主义” 或“资本主义”。

1968 年 10 月 14 日，《红旗》杂志第 4 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第一次提出批判刘少奇的所谓“黑六论”，它说：“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 ‘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 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党蜕化变质。后者否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事实表明，刘少奇从未宣扬过“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虽在 1958 年 8 月讲过党员

① “六厂二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要自觉地作党的“驯服的工具”，但主旨是正确的。其他几论纯属捏造。除此以外，报刊上还大批所谓“人性论”、“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福利主义”、“洋奴哲学”、“智育第一”等等。“大批判”持续时间很长，它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混淆了是非观念，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极大混乱。

九大以后，“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 六”。1970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要求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2 月 5 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样在全国开展了一场“一打三反”运动。据统计，到 11 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各种分子 28.4 万余人，

其中判死刑的 9000 多人。运动中，清除和打击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把许多干部、党员和群众中早已查明的历史问题重新拿出来进行审查，借机对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党员干部进行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1970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要将反革命清理出来。由此在全国开展了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事实是，在 1967 年 8 月，北京曾出现过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他们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后很快查清并予以揭露。但在“清队”中，却将这个北京的小组织放到全国范围去追查。1968 年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造成这一斗争严重扩大化，进而演变成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清查“五·一六”的过程中全国有数以百万汁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中一项重要任务。1968 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公布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社论认为“这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这个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10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又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按照这个精神，党的各级组织逐步开始重建。这个过程中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发展经济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则没有提及。在整党中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其结果是把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党员开除出党，把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吸收入党，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破坏了党的建设。

“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的做法实际上只是简单地削减机构和人员，没有提高工作效率的相应措施。国务院原有 90 个机构，1970 年 6 月

决定精简为 27 个，原有机关工作人员 53748 人，决定编制定为 9710 人，这样国务院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在精简和下放的名义下，大批干部、教师、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等分批彼派到各地的“五六”干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人员长期被排除在各种业务活动和科学文化工作之外，耽误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给国家的现代化造成重大损失。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①由此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1978 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 1623 万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磨炼，为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但是，上山下乡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带来了深远的不良后果，它造成我国“人才深谷” 现象的出现。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100 多亿元，造成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也给一些地区的农民、知识青年家长带来负担。而对广大知识青年个人来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的不幸则更多。

在“斗、批、改”中，还进行了所谓“教育革命”。1968 年 7 月 21 日， 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加了一段话，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以后凡仿照上海机床厂办起的各类学校都被称为“七·二一大学”。197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同意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这样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院校停止招生达 4 年之久的情况结束。但恢复招生时废除了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以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 学制缩短为 2—3 年。同时规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革命”带来的恶果是：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教学质量无法保证；社会上形成“走后门”上大学的不良风气。1971 年 4 月 15 日至 7 月 31 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张春桥等起草并经毛泽东同意的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 17 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 错误地全盘否定 17 年的教育工作，压制了教育战线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斗、批、改”没有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相反却引起了新的矛盾和问题，造成各方面的混乱。以后，由于发生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斗、批、改”运动未能深入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