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继续“大跃进”的错误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 1959 年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调整以后不久，在“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的口号下，计划指标又一再加码，要求尽快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提前两年实现原定“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

在基本建设投资方面，1959 年 10 月决定增加 63.6 亿元，达到 311.6 亿

元，实际增加 96.6 亿元。限额以上的施工项目增加到 1000 多个，增加了 230 个。

在工业交通生产上，10 月份提出更快跃进的要求，号召“第四季度继续鼓足干劲”，“争取大大提前和超额完成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规定的各项指标”， “争取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以比 10 年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等等。到年底，通

过苦干蛮干，钢产量完成 1387 万吨，但却挤掉了其他产品的生产。

在农业方面，将纠正公社化以来“左”倾错误过程中变动和改进公社所

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做法称之为“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同时，不顾 1959 年全国耕地 1/8（2 亿亩）受灾的情况，于 10 月决定农副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的速度由原定 10％左右提高到 15％。实际上，1959 年农副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 13.6％。

进入 1960 年，“大跃进”仍然在继续。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估计 1960 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情况可能比 1959 年

更好。会议确定了 1960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规定钢产量为 1840 万吨，粮食

产量 6000 亿斤的高指标。会议还提出 8 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这次会议以后，经济计划指标不断加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纷纷出台。1960 年 3、4 月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1960 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 29％，农业总产值增长 12％；钢产量增长 38％，达到 1840 万吨，粮食产量增长 10％，达到 5940 亿斤，铁路货运量增长 33％，达到 7.2 亿吨等。由于 1959 年估产偏高，同经核实的 1959 年的数字相比，1960 年的计划指标增幅更高。即使这样，这不过是“第一本帐”，当时还有更高指标的“第二本帐”，如钢产量规定完成 2040 万吨。为完成这

一高指标，又重搞“小洋群”、“小土群”。当时要求在 1960 年内全国所有有煤铁资源的县、市至少搞一个以煤铁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基地。还提出要搞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转炉，小铁路等。

大搞全民性的技术革命运动是 1960 年“大跃进”的一个特色。1 月，各地区、各部门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运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高速度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据 24 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

从 1960 年 1 月到 3 月上旬，仅工交部门的职工就提出革新建议 2530 多万件，

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达 965 万件。这当中，由于急于求成，缺乏科学态度，出现许多形式主义和虚报浮夸的现象。

农村中“共产风”再起，普遍推行公共食堂。1q60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中说：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丢掉这个阵地，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据统计， 1959 年底全国农村开办公共食堂 391.9 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 4 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 72.6％，即使这样，仍要求争取 80％的人到食堂吃饭，能争取 90％以上更好。这种做法脱离农民现实生活水平，违反自愿原则，给农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引起农民很大不满。

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是中共中央在 1960 年 3 月向各地提出的要求。除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应一律挂人民公社的牌子。据统计，到 1960 年 7 月底止，全国 190 个大中城市已建立人民公社

1064 个，参加公社的人口达 5500 多万人。

总之，1960 年“大跃进”的继续，使以高指标、俘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严重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

1958 年到 1960 年的“大跃进”，在国家动员空前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在亿万人民艰苦努力，辛勤工作的情况下，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据 1964 年统计，建国以来到 1964 年为止，在新建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主要是重工业部门，属于三年间开工的占 2/3 以上。

1958 年至 1960 年新增加的生产能力，在 1950 年至 1979 年的 30 年间新

增加的生产能力中所占比重：炼钢占 36.2％，炼铁占 32.7％，采煤占 29.6

％，机制纸占 33.8％，棉纺绽占 25.9％。这三年问还设计建设了一批重点工程，如大庆油田的开发，原子能技术的突破，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落成，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与施工等。但这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功劳。如果没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还会更大。正是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经济活动中脱离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度，大刮“共产”风，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生产力受到巨大破坏，加上这期间连续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领导人背信弃义地撤退专家、逼我还债等客观原因，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三年间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三年平均积累率高达 39.1％（“一五期间平均积累罩为 24.2％）；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总产值从 1957 年到 1960 年增长 1.3 倍，而农业总产值则下降 22.7％；

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三年间生铁产量增长 3.5 倍，铁矿石增长 4.8 倍，而轻工业产值比重由 55％下降到 33，4％，重工业则由 45％上升到 66.4％；财政收支不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比例失调，出现了巨大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

第二，生产大幅度下降。其中农业生产急剧下降，1959 年粮食产量仅为3400 亿斤，比 1958 年实际产量 4000 亿斤减少 600 亿斤；1960 年粮食产量进

一步下降到 2870 忆斤，跌至 1951 年的水平；1960 年棉花产量力 2125.8 万

担，也跌至 1951 年的水平。工业生产中轻工业生产严重下降，1962 年与 1959 年相比，轻工业总产值下降 35.2％，棉布产量下降 66，6％，糖产量下降 69.1

％。

第三，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由于生产下降导致市场商品供应紧张。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减少 19.4％，其中农村人均减少 23.7

％；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 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 70％。许多地区因营养下足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 万。

上述情况表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乱了整个国民经济，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面对严峻的现实，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已势在必行。